锺鼎文，本名国藩，笔名番草，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上海中国公学政经系(大学部)毕业，是地道的于右任受业门生，后赴日本就读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后转社会学科毕业。一九三六年自日本返国后，担任南京中央军校教官，兼任复旦大学教授。次年任上海《天下日报》总编辑，诗人艾青随其任副刊主编。抗战初期应聘赴桂林任《广西日报》总编辑，艾青也随其任副刊主编。后以战事扩大，乃投笔从戎出任第五战区少将参议，兼安徽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厅主任秘书。抗战末期，应召赴重庆任职中枢，迄于抗战胜利随政府迁都，定居南京。
    一九四九年随政府来台。曾任国大代表、《自立晚报》与《联合报》、《中国时报》主笔。世界诗人大会荣誉会长。世界艺术文化学院院长，台北市民营报业联谊会秘书长……等职。曾获中山文艺奖、中国文艺协会荣誉文艺奖章及国际桂冠诗人奖，第一届世界诗人大会杰出诗人奖，第三届世界诗人大会杰出诗人奖及大会奖、第五、六届世界诗人大会奖等。锺鼎文来台后，曾与纪弦、覃子豪在《自立晚报》创刊《新诗周刊》，开启战后台湾的新诗运动，居功厥伟。其后又与夏菁、覃子豪、余光中、邓禹平等人筹组成立「蓝星诗社」。与纪弦、覃子豪并称为「台湾现代诗坛三老」。
    写作风格主要侧重在抒情与明朗上。在诗的语言创造上，特重音节铿锵。同时他也善于以写实的笔触，刻划事象，使他的诗具有生活感悟与叙事的意味，诗风明朗而不晦涩。主要著作当中，出版诗集就有：《三年》，安徽省文化委员会，民国29年初版。《行吟者》，台北，台湾诗坛杂志社，民国40年。《山河诗抄》，台北，正中书局，民国45年1月。《白色的花束》，台北，蓝星诗社，民国46年6月初版。《国旗颂》，台北，中央日报，民国51年。《雨季》，台中，台湾省新闻处，民国56年。
刘：我们知道在民国40年您任职《自立晚报》总主笔期间，替《新诗周刊》争取了版面，并邀请纪弦、葛贤宁等人一同主编，对于开拓战后台湾现代诗坛重新出发的功劳，居功厥伟，可否请您谈谈当时的目的与心情？
锺：民国39年11月17日，《自立晚报》副刊《万家灯火》刊载香港报纸剪稿〈草山一衰翁〉，遭政府指涉对蒋中正总统有不敬之意而遭停刊，并被处以永不复刊的处分。在次年我亦努力向蒋经国先生提议复刊，后果真在九月复刊。而争取《新诗周刊》的版面，则是在纪弦的怂恿下创刊的，并请立法院长张道藩先生题刊头《新诗周刊》4字(有背书的意味)。主要因为当时新诗人苦无发表的园地，而我自己同为新诗的作者与爱好者，于是促成了现代诗在台湾的蓬勃发展。
刘：您的早期新诗创作风格明朗、优美且抒情诗居多，并重视形式、音节与押韵的问题，是否受到新月派诗歌的影响？锺：我的诗作一如当时的新诗诗人，几乎都是受到各方面综合的影响，对新世界与外国进步的思想与知识的潮流都非常向往，甚至可说求知欲望非常「饥渴」，我与覃子豪就是在北平一家书局二楼因为同班学习「世界语」而认识的。我们不仅是受到现代诗的影响，传统中国文学与诗学的影响也同等重要。
刘：您的新诗创作出发与成名甚早，并出版多部诗集，其中我个人非常喜欢您在《白色的花束》第64、65页上的短诗〈塔上〉(诗附在本专辑诗选部分)，是民国17年您14岁时在安徽安庆写作的，听说是在塔上想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有感而发的，不知您当时的感想为何？锺：当时我在安庆中学读书，〈塔上〉是我的第一首诗，也是第一首正式发表的诗。的确是登临塔上并想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有感而发之作。因写在周记上，而被老师发掘并拿去报纸副刊发表的。
刘：可否谈谈您笔名「番草」的由来？锺：我的笔名「番草」，是老师高歌取的。当时导师兼任报纸副刊编辑，为发表我的作品〈塔上〉，又为了避嫌，怕人说袒护自己的学生，于是从我本名锺国藩的「藩」字拆字而成「番草」。我想也蛮好的，于是就一直沿用至今，快八十年了。哈…哈…哈(开怀大笑)。
刘：听说您在30年前即有出版诗全集，书名并似已拟好为《年代》的想法，不知为何停顿？不知是否最近有出全集的打算？锺：原来《联合报》王老板有意帮我初版全集的，后来可能他也忘了此事，我也不好意思提起，就停顿下来。一方面我许多个人经历与年表一直无法整理出来，也是延宕的原因。
刘：最后，是否就您70多年的创作经验，提出给予现代诗坛今后发展的指引？并给与后辈现代诗人的勉励与看法？锺：就如同我常给诗人朋友们讲的一样，我们现代诗人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写一首比我们生命稍长一点的作品来」。（来源：台湾文学部落格 2012-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