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先生， 17岁考中秀才，25岁中举人，因结识革命党人，通过办学办报，开展反清活动，时有“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之美誉。后追随孙中山革命，成功后民国成立，初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代理部务，后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1949年随国民党离开大陆赴台。

政事之余，于右任便涉猎碑帖典籍，逐渐醉心于北魏书法。1918年—1922年，他回老家三原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军务闲暇时，对搜求购置碑石墓志兴趣颇浓。经20年的辛苦搜集，耗资十余万银元，收集保存了390余方墓志书法，其中，魏墓志就有149方之多。因其中含有七对夫妇合志，遂自命斋号为“鸳鸯七志斋”。

 为保护这些珍贵的艺术财富，1940年，他面托杨虎城将军避开侵华日军的追踪，派专人将这批珍贵的碑石由北京护送回西安，捐赠给西安碑林。其中“军中偏有暇，稽古送黄昏”便是当时搜求碑石墓志的写照。

“可以说，魏碑情缘与于右任终生相伴。令人感念至深的是，他年逾古稀之后所临的几件古帖就有北魏《郑文公碑》。”滕西奇说，从原帖与临帖的对比中，我们会发现他“虽临魏碑，全是于法”。“活临”而不是依样画葫芦，是他临习古人法帖的最重要艺术经验，这正是体现了“学我者活，拟我者死”的艺术理念。

于先生怀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以图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从他写的一首诗中可以得到反映。“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如果只是临习书法，是无须“夜夜泪湿枕”的。

“于右任的行楷书艺术前后有所不同，早期的有《富平仲贞刘先生墓志铭》、《张清和墓志铭》、《彭仲翔墓志铭》、《耿端人烈士纪念碑》等作品。书于1930年的《秋先烈纪念碑记》，是于右任先生碑体楷书的标志。其用笔早期以为方侧为主，方整劲利，后期多用中锋，笔法、书势灵活多变，是碑帖结合的最好范例。后期行楷书用笔灵活，笔力雄健、豪迈，如‘锥画沙’,‘印印泥’,融篆书、隶书、草书、楷书于一炉，参以折笔、断笔、截笔、顿挫等法，纵横挥洒无不自如。”

 “在结字上，于右任首先取法北魏碑刻文字严谨扁方的体势，建立了平正的骨干，然后放纵变化，似斜反正，以气贯、神足、结法奇险取胜。他运用异于寻常的‘反结法’改变魏碑体势，在重心平稳的原则下，正者斜之，聚者散之，纵者收之，收者纵之，平齐者参差之。此种结字方法虽不能说是他首创，但他深悟此理，用得最妙最活，在近世书史上独树一帜。”

《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史》中这样评价于先生的草书：观其成熟时期的草书用笔，在中锋的基调下，强化了线条质感。如锥画沙般的线条在不失字法的空间规定中蜿蜒行进，一波三折，纵敛有度，跌宕起伏，变化莫测。在一字之中，往往末笔收束特别凝练，全字用一短笔画收之，却笔短意长，节奏感很强。其结字比早期更加奇绝飘宕，寓险绝于平正，结体仍保持了他行楷书的体势，压低重心，全字往往成一‘金三角’。笔画的疏密安排又类早年《秋先烈纪念碑记》的方法，压紧四面，形成中疏，在‘聚’与‘散’之间走钢丝。章法上，忽放忽收，富有抑扬顿挫的节奏美。他晚年的草书创作则臻于化境，进入 ‘惊人翰墨龙蛇走’的感人艺术世界。

于右任是我国近代书法史上的书法艺术大家，尤擅魏碑与行、章草结合的行草书，首创“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先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的艺术珍宝，为中华民族的书法艺术树立了榜样。（北京七书粥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