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運動，我沒被大整，只是曾說一位同事被劃右派“很慘”，引來“同情右派”的批判。“英國假牙品質優於國產的”也是“崇洋言論”。我兄狄源滄結論為“離右派僅50米”的“中右”，不可重用。堂叔狄福萃，一位普通林業技術員在冀西沙荒地帶兢兢業業地種植紫穗槐等防沙植物，因批評所長腐化，1958年被扣上“壞分子”的帽子開除公職回鄉，回鄉後，仍不服氣，被押送到蘇北海濱“勞動教養”，文革中死亡。
1959-60年批判彭德懷等的反右傾運動又把我捲進了。我雖與彭元帥等無有瓜葛，但工作中有重業務、輕政治的“右傾言行”，對大躍進、辦公社“思想跟不上”，故作為大組（約30人）重點人被批判和挖根源20多次，新、老賬一同清算。這次沒有停止我的工作，1962年甄別時還召集原班人馬向我道歉，比肅反那次寬鬆些，但我大半年灰頭土臉，形單影隻，滋味也不好受。
同一件事，往往有正反兩種後果。後來文革暴風雪般襲來時，我能頂過去、不自殺，亦有賴於1955、59這兩次挨批判，猶如注射疫苗，使我體內產出免疫力，皮膚層變厚，頭腦經得起高壓。假如沒這兩次，我會一下子被折斷的。
1960年秋～1961夏我被下放昌平農村勞動、工作，與農民同吃漚泡的杏葉（味苦澀）、糠、酸豆腐渣和用石灰處理玉米核、玉米皮制出的“澱粉”等，腿腳嚴重浮腫，尿卻出奇的多，診所發給摻紅糖的“糠麩散”，症狀減輕。另一位下放幹部來了一天就跑了，我仍咬牙堅持。狄福萃寄明信片（勞教人員不准寫封口的信）來，訴說吃不飽患浮腫病，我陸續寄給他一些全國糧票，錢和人民日報。（後來均成為我的“罪行”。）
1968.5～1978年底，文革大難降到我的頭上，我被抄家數次（母親、哥哥家也被抄），搜出堂叔狄福萃历年的信件、明信片，稱讚我是好共產黨員。1962年“平反風”中，他也想申訴，我說可向當地檢察院寫明實況，請他們調查、衡量，按政策辦理。就這，我便成為“為壞分子出謀劃策，陰謀翻案的黑後臺。在接濟他的同時，還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等語鼓勵他等待變天！”我的辯白：“只是讓他恢復健康活下去，他的兒女還在家鄉等著他呢”，只是白費唇舌。我記載“大慶石油城在黑龍江北部”、“渡口即攀枝花，新的鋼鐵基地”等地理知識，竟被誣為刺探情報，在我胸前掛上“特務”牌，說我受父命潛伏于大陸。我兄狄源滄曾寫信要一頂蚊帳，信上形容蚊群如何營營擾人，也被左派們解讀為罵他身邊的同志，暗指他已被人注意！我摘記魏征諫唐太宗的詞句被定為“借古諷今，攻擊毛主席不虛心採納彭德懷的反黨意見書”……
被關入牛鬼蛇神隔離房後，連春節都不許回家，也不許與家人通信。除夕，我校只有我與劉維成兩人在監室對望。食堂一位女炊事員在我倆的素菜中加上幾塊紅燒肉（“准囚犯”是不許沾葷腥的，只許吃最便宜的“丙菜”），這是情感沙漠中極罕見“性本善”。
幾千張批判我的大字報掛滿禮堂、飯廳，“狡猾潛伏在黨內二十年的定時炸彈”……上綱上線，怎麼厲害怎麼寫。惡狠狠的紅衛兵架我臂、按我頭，仿噴氣式飛機狀押上高臺聽批判（後落下重症頸椎病），不許抬頭回嘴。晚上接著審問，挨棒、遭踢、罰站。若批鬥暫歇，則掃廁所、下地溝、和灰泥、修路，做種種勞動。將近一年不准回家，不准與家人通信，也不許家人送物。自1970.7～1976.1赴農場種地、清廁、碾米，能扛200斤大米上斜板，倒入囤中。每月可回家4天了。妻子也去大興縣種地。兩個女兒靠她們的外祖母帶領。1979.1落實政策，恢復我的黨籍，任首都醫學院中醫系副主任。
經此三整，精神負擔焉能不沉重？大好壯年焉能不蹉跎？最最痛心的，乃是國家、民族難以彌補的損傷！官民素質的下降，補救至少要一百年吧。
我這樣三度風霜的經歷，在大陸知識份子中屬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一類，我未死、未殘、未被妻子拋棄，孩子雖吃些“掛落”，後來均受到大學教育，這就算中不溜兒的命運了。我哥源滄也是這般，文革中曾被踢下樓梯。他在攝影方面很有造詣，可惜八年前病故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