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獨力編寫、刻印《獻與師長》油印報，每週向老師們通報學運動態，爭取教授們的支持。應該承認，自日本投降至1950年，中共的槍桿子和筆桿子都使得特別成功、漂亮，戰場上大勝（其間也有小敗），宣傳上大得人心。一塊碩大的磁鐵把我們這些小鐵屑，都吸了過去。
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入黨介紹人給我閱讀《中國共產黨黨章》、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讓我寫《自傳》。在得到上級黨組織審查同意後，我於1948.12.12宣誓加入中共，當了一天地下黨員。（次日清華園便解放了。後來的政治運動中，一些人據此罵我“投機混入黨內”。還有更擅深文周納者，說：“你是奉父命打入共產黨搞情報的特務。”對此，我只能暗罵“以小人心度君子腹！咱放棄赴美留學的前景，打地鋪染蝨子、赤腳走雪地搞土改……謀的是私利嗎？”
學運工作與攻讀專業形成矛盾，我冷靜思考，得出“學運期間放棄攻讀，學運過後努力彌補”的結論。但實際做起來，只能是犧牲課業。左傾的狂熱壓倒一切。
入中共，我當然不會告訴父親；但我曾寄土地法大綱給河北墾業農場場長劉大悲伯，勸他留下來為新中國出力。所以父親也會知道兒子信仰的主義與他不同了，來信告誡：“汝當謹言慎行，勿謂主義下無壞人也”。更多的囑咐只能藏在老人家的心底了。
清華生物系主任、中央研究院老院士陳楨是動物遺傳學家，篤信魏斯曼—摩爾根的基因學说，以金魚、果蠅為材料作遺傳和變異的實驗。他對同學非常慈藹，1949年初的舊曆除夕，師生一同包餃子聚餐，他坦言心曲：“解放了，我準備減薪吃苦，吃小米、高粱米都不怕；只怕不讓我繼續做遺傳試驗。昨天聽美國之音：蘇聯的來森科學派在壓迫摩爾根—魏斯曼學派，我怕中國學他們的樣。”對此，同學們皆無言。(後來，不幸被他言中，他的實驗研究完全停止，只能寫點中國動物學史什麼了。)
        解放後，長話短說
接管北平，光是老區來的幹部是不夠的，急需動員大學和高中的地下黨員、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聯盟盟員及進步學生參與。我這個大學三年級的學生自願離校，佩上了“軍管會”臂章，1949.2.6被分配到北平崇文門外的第十區任第九工作組副組長，棄學從政了。與我一批離校的（包括加入南下工作團、支援東北海、空軍建設的）大學、高中生，大約上千人。
這以後六十年的感受，大體分為清新、沉重、復萌三個階段。　　　　　　　　　　　　　　　　　　　　　　　　　　　　　　　　　　　　　　　　
第一樂章　　清新（1949—1954）
進京的工農兵幹部在良鄉集訓時，聽了一系列城市政策的報告，我借得兩本筆記，連夜摘錄補課，生怕跟不上趟。十區的韓區長從老區來，打電話習慣於搖手柄呼叫接線員，叫我教他使用撥號的電話機。我們是供給制幹部，即供食（大灶待遇）、宿、穿（每年一身單制服，兩年一套棉制服，包括八角帽一頂），每月發相當6斤小米的折價津貼，自購洗漱用品、煙草、手紙、書籍。女同志因用紙多，津貼也略多些。我領到第一個月的津貼，馬上到王府井新華書店買了本莫斯科版精裝的中文《聯共黨史簡明教程》，毛主席隆重推薦過這本“幹部必讀”書。
我們到貧民區去訪問手工業工人、店員、車夫、城市貧民、菜農和失業者，以3元金圓券換1元人民幣的優待比率給他們開兌換證，使他們手中的金圓券兌得較多人民幣（市面上是10金圓券換1），這是讓基本群眾迎我們進屋的一種方式。
剛從清華校園走出來的我，對底層貧民的貧窮境況十分吃驚：破炕席、爛棉絮、房頂漏雨、揀白菜幫子摻玉米麵煮稀糊糊、揀煤核生火、孩子們冬天光著腳、失學和患病的兒童比比皆是，買不起牙粉的女孩，用細爐灰將牙齒擦白……他們控訴菜霸、保長等的欺壓，希望共產黨改善他們的生活。統計數字表明，這個106002人的區，7歲和7歲以上的人群中，文盲居多半。失學兒童約8千人，而在校學生僅5700人。
我被任命為區政府文教科副科長，組織小學教職員學習新政治理論，辦工人夜校、兒童識字班、書報閱覽室和文化館。介紹需要再學習的知識份子和失業知識份子入人民革命大學、華北大學（均為學程幾個月的政治訓練班，從社會發展史由猿到人學起）……夜以繼日地工作，星期日也很少休息。每週都在“生活會”上作自我檢討，聽取同志們的尖銳批評，殺掉傲氣、清高和亂開玩笑等。還常赴市教育局會報工作，與各區交流經驗教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