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陽國立十四中教歷史的金慎夫老師，因我答甲午海戰等題用了不少課外知識（我喜歡星期日在松濤聲中津津有味地讀文史書籍，），破格給我95分（過去他最高給90分）高一，我榮獲本班總成績第一。
儘管一缽蔬菜被八個年輕人一掃而光後，只能用剩汁攪拌鍋巴對付，同學們沒有一人喊苦。貴陽十四中很重視勞動教育和軍事訓練。入學時，每人要帶一把鋤頭，種菜、種蓖麻，挑糞施肥澆水。無論男女生，每天必須打綁腿。貴陽市開學生運動會時，我校的分列式在軍樂隊的嘹亮號鼓聲中走得帥極了。我終身感謝耐心澆扶我的許多好老師。
政府在軍費浩大的國難時期興辦20多所國立中學（還有先修班、華僑補習學校等），更有西南聯大、西北聯大、音專、藝專、劇專等，不但免收學費，而且供食宿，這是極具長遠戰略眼光之舉，為抗戰（如青年遠征軍）、更為建國培養出生力軍，使流亡青年完成學業。（不少本地青年也沾近水樓臺之光，在家門口不花錢上學成才了）。流亡的教育工作者得以續操本業（雖然待遇菲薄），對文化薪火傳承、社會安定團結均為大功德。具有尊師重道悠久傳統的中華，臨難則智生，國危則團結。僅國立二中、中大附中（即十四中）兩所國中，就出了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近80人，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精細研究胰島素的張友尚均是其中佼佼者。朱鎔基也曾就讀于國立八中。
  三、在葉楚傖伯追悼會上見到蔣介石。曾任江蘇省主席和國民黨中宣部長的“南社”詩人葉楚傖，是父親的至交。他于1946.2.15病逝，父親帶我參加追悼會，禮堂壁上掛滿挽聯。正當藍袍黑馬褂的文官列右、戎裝配短劍的武將立左之際，有人把父親叫出去問話：“這個穿著灰布學生裝的是你什麼人？”然後四個彪形大漢圍站在我的前後左右。蔣介石從禮堂後面走到最前面，肅立幾分鐘，沒有講話，退出。
後來回想，大概是軍統侍衛不放心我這個17歲的學生仔，做出了嚴密防範。很可能還告誡我父以後別帶孩子參加有“最高”參加的聚會。
對這次“邂逅”，我長期鍼口不對任何人言。否則，一次次政治運動，這小子1７歲就同老蔣在同一屋頂下“開會”，那還了得！
在北平清華大學“轉變立場”
1946年，我在上海投考清華生物系被錄取。那時我持《大公報》的政治觀點，即對國共鬥爭不偏不倚，只希望生民免塗炭，建設早進行，中國不再受欺。由於家庭的關係，我亦以國民黨為正統，只在讀初三時翻閱過《整風文獻》（那是在書店裏站著讀的）。毛澤東的演說潑辣新穎，對知識份子的諷刺辛辣無比。括弧中的“掌聲”等也透著新鮮。高三各班自由訂報張貼，我班每天貼的是《大公報》和《新華日報》。毛澤東居然會填《沁園春•雪》詞，大出我意外。他那“歷代我最雄”的口氣，令我咋舌。有人批評此作含帝王思想，也許是吧。現在知道，這是胡喬木代筆的作品，但確切表出了毛的嚮往。　　　　　　　　　　　　　　　　　　　 
自1947年5月反饑餓反內戰遊行起，我認定青年的熱情符合正義，蔣宋孔的腐敗確實使“萬家墨面沒蒿萊”，我們應把他們的哀聲呐喊出來。參加學運，我越來越積極，編寫并油印快報、散發傳單、到北平行轅前靜坐，去天津作助學募捐……如饑似渴地研讀《大眾哲學》《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新民主主義論》《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白毛女》、趙樹理小說和蘇聯小說、茅盾的《蘇聯見聞錄》等，對照貪腐特務橫行、殺害民主人士聞一多、李公樸等、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屈從美帝的蔣政權，我認同了柳亞子“世界的燈塔是莫斯科，中國的燈塔是延安”的說法。讀書會、民間歌舞社每週都有活動，壁報、大字報鋪天蓋地，張奚若、費孝通等進步教授支持學運的聲音蓋住了胡適、陳雪屏等呼籲學生專心讀書的勸告。清華、北大確實成為“准解放區”。就連教會大學燕京，也紅得可以。
我從事于鉛印《清華半月刊》《北大清華聯合刊》《團結戰鬥在四月》的校對、發行工作，並校對和運輸《冀東行》等地下書籍（偽稱“晉察冀新華書店”印行，實際上是在北京大學五院的北大印刷廠印製的，我徹夜作兩三次校對，工人立即改、印。）同時，北大的地下黨也在那裏印製中共的政策如《土地法大綱》等，封面署《不夜城》。而《大江流日夜——中國人民的血日夜在流》則以“《秉燭夜談》周作人著”的封面作偽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