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订报读报久矣，近年来相关消息，多来自网络和电视。今天华视晨间新闻，播出一则文教短讯，说是台大即将卸任的校长李嗣涔，在最后一次主持开学典礼上，提醒大一新鲜人，在这里若遇挫折，要学习当创新的唯一，而不是只当第一名，学得主动，活得从容。李校长此话深得我心，岂止台大人理当如此，所有新鲜人皆应如此；将近一甲子前，就读台师大时，三位教授也如此开导过，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对我产生极大影响。

第一位是江应龙老师，字际云，辽金元文学专家，教我们大一国文，课外读物多为自己近作，而创作文类又以论述和散文为主。我偏爱老师的散文，虽说作者自认「只是广阔的文学苑囿中的一根小草、一朵小花而已」，实则是忧患时代的见证，有现实的批判和家国之爱，更因为文字洗炼平实，尤其内容言之有物，读者不受到感动几稀。

江老师时常要我去『潜庐』，用别号取名的小书房，一面浏览藏书，一面代改考卷，偶尔还会丢出几句启示金言，有如鼓励我试着投稿，把报章杂志当作园地，写作要学得主动，活得勤快且从容，嘴边话是「孩子，好好学着点」！

当年老师很抬举我，说是成绩老拿第一，功课好并不稀罕，创作永远是唯一，才是人生永恒的追求，所以特别对我有两大要求：其一、课余得勤于习作投稿，这点我是很快勉力做到了。因此在每年元宵的『中副』（『中央日报』副刊）三者（作者、读者、编者）联谊茶会里，每次会面总是拉住我手，似以有此“得意”门生为傲，频频向人跨耀，并举荐参加了中华民国孔孟学会征文，竟也不负所望，侥幸荣获大专组首奖，为老师争光。

其二、江老师三番两次要收做“义子”，关于这一点，我是忤逆了好意，始终没有答应下来，以致于后来在文化人士雅集，台北粥会的每月例会中，偶尔碰面都有些难为情，为避免彼此间尴尬，我有一阵子极少出席粥集文会，工作繁忙纯粹借口，真正原因说不出口。某年惯例“父亲”与义子女过年，某位知名作家受命再帮邀约同往，考虑再三依旧婉辞，事隔多年，及今思之，多少仍有那么一点歉疚，对不住恩师的盛情厚爱。

印象中值得记述的第二位大学教授，是教我们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四书的杨宗珍老师，她原本只在台师大兼课，很早便从事于写作，最早向『中央日报』的『妇女周刊』投稿，第一篇文题：《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自此开始用“孟瑶”的笔名，活跃于台湾文坛，笔耕之外，又酷爱国剧（即京戏、平剧），并能票戏，常粉墨登场。在课堂里，杨老师就强调，要学得主动，兴趣要多方面，而且要靠培养，所以我除写作外，另致力于刊物编印，大二甚至接下『师大校友月刊』总编辑，因她久任各刊主编乙职达半世纪。

影响我大半辈子的第三位老师，是教国音学门的艾弘毅教授，所谓“国音”实即国语正音，对像老师这样大陆北方人来说，满口接近北京话的普通话轻而易举，然而南方人特别是闽台人士，每想咬字该不该捲舌？可就容易咬到舌头，因此我的大学成绩单，各科全都是A，唯独这门得B；1965年结业时，面见艾老师有所抱怨，回应一句话颇有道理，「该怎么讲，就怎么讲，不要刻意去想，该不该捲舌，自然说得准确，这就是从容」。从此我照着练习，从容不廹，日见成效，不仅被人称赞国语标准，尚且在本业之余，成为中国广播公司、和中华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前后几近30年以“卖声”为副业。

如今已老朽的我，胆敢自嘲兼自诩，当过第一更做唯一，着实都得感谢江应龙、杨宗珍、和艾弘毅教授，这三位恩师的教导有方，让我学得主动，一直活得从容。当然也顺带要谢谢李嗣涔校长，这位我认识于国防部前参事任内、具有特异功能的科学家之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