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陆研究学者分析，熊式辉主动要小蒋移师赣南，是一着两手政治策略：一来可以借重太子，遏制盘据的粤军和地方势力，二来可以讨好老头子，俾便于老蒋和党政操之在我。岂知事与愿并不相违背，在后台老板背书下，社会面貌果然改观，人称“赣南新政” 最大的改变，竟然变成赣南优势地位：“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蒋经国后来坦承，「在我就任赣南之初，就下定了决心，要克服一切困难，完成此项使命」。

抗日战事艰困期间，小蒋赣南使命必达，普获外界高度评价。蒋经国也曾引以自豪地语之同僚，「因此而更尊重此种经验，并思用之于来日」。上个世纪40年代所说的「思用之于来日」，事后诸葛亮揣测，正是指用到台湾。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蒋经国传》作者陶涵就主张，赣南经验为蒋日后主政台湾，提供了诸多借鉴。国民党败走海角一嵎，蒋经国在台接班之后，成功借鉴的事实证明，赣南新政移地成台湾新政，赣南经验蜕变成台湾经验，客家勤劳精神弘扬到台湾，确实收到借力使力之宏效。

一、台湾南北义民与客家信仰的发轫

原本客家人来台相当的早，德国著名史学家Riess研究荷兰史料发现：荷兰人治台与原住民沟通时，多由客家人居中担任翻译。带郑成功军队入台之荷兰通事何斌、郑家小诸葛陈永华、清军施琅攻台的对手郑军主将刘国轩等知名人士皆为客家人。本地知名学者尹章义就认为：客家人与闽南人几乎是同时抵达台湾，甚至于可能更早一些。

但因斯时客家人在大陆，屡次帮助郑军对抗清军，所以施琅严禁粤中惠州、潮州之先民渡台，后来的客家在台人数才逐渐不及闽籍多；加以有先来后到问题纠缠，又在闽粤大规模械斗失利，客家人被迫退出平原，迁至靠山的丘陵地。于是丘陵地多形成客家人为主的村庄，保有浓厚的客家文化，亦有部份地区的客家人在人口数居上风，得以居住在平原或沿海乡镇。台湾自然分布的客家地区，即桃竹苗、高屏六堆、花东纵谷地区。

客属人士咸以为，客家文化的分衍贵在精神，这种情形在台湾的客家地区特别明显；而以客为尊的客家精神构成，实际上含有勤劳与忠义两亇因子。客家人勤劳朴实的精神，一直是为政者自己所必备，也需要人民群众以此精神配合，勤政爱民的施政作为，才可深孚人望而有成效。至于秉持忠义精神，又是客家族群的求生本能，随着河洛文化敷施路径，族系从中原一度北徙、二路南迁是如此，三番两次东渡过台湾，更有非要如此的本能，才得以先求生存再图发展，而与其它族群并驾齐驱。

客家先民活生生的求生意志，有一段发生在台湾新竹一带，义民表现最为惨痛和壮烈，可歌可泣的史实遂成就了一页建庙史，枋寮义民庙本身的沿革，实即在台客家人的义民信仰，这段历史要追溯到226年前，1786 年即清乾隆五十一年，彰化爆发林爽文事件，同年十二月陷淡水厅（新竹城），逼近六张犁庄（今竹北六家）。六家地区的重要垦首林先坤，联合陈资云、刘朝珍等率乡民抗敌，凡3000客家人，即所谓义民军。

在与林爽文部对抗过程中，牺牲200余人，班师时以牛车沿途遍拾有黑布圈为记的客家忠骸，原先预备归葬大窝口（今新竹湖口），但车过凤山溪后，牛只不受驱使，经焚香祷告并掷筊取决，确认为先烈已自择葬地，遂征得地主戴礼成、戴财成同意，以其父戴元玖之名献地，合葬忠骸于此，即日后义民冢。嗣后乾隆皇特颁亲笔「褒忠」二字以为奖励，林先坤等人并召集仕绅提议建庙以崇祀。乾隆五十三年冬奠基动土，五十五年落成竣工，此即义民庙之轫始。其后1862年即清同治元年，中部戴潮春事起，义民军二度出征，牺牲者百余人又归葬于此，是为义民附冢。由这两度民变事件中牺牲的义民，构成今日包含屏东枋寮与苗栗等地，南北台湾客属义民中心信仰的缘起。（本文在第11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