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心中的这个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在宣称支持「总解决」和共同意识形态之后一周内，毛已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中心思想坚信不移。在给时居法国参与勤工俭学计画的知交好友蔡和森的信里，毛全心接纳蔡和森（此时已服膺马克思主义）有关在中国筹组共产党之根本前提的两大原则。其一是投身国际主义，否定爱国主义。其二是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在中国当时的时空背景下，这意味著首要之务乃夺取国家权力。

毛泽东热切拥护国际主义为刚萌芽之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原则。他观察发现「新民学会」的大多数成员（他们将构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骨干）「倾向世界主义」，并扬弃爱国主义：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幸福的事…… 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的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个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

有鉴于中国在转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卷入了大量民族主义愤恨，这种国际主义的情怀似乎令人出乎意料。不过，国际主义的确是俄国大革命之后那几年，马克思主义诉求的一部分。和同世代革命知识分子相比绝非民族主义情绪最不激昂的毛泽东，在展开共产主义生涯之初，显然也被国际主义的理想所吸引。

对于接受蔡和森的第二个原则──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起初不是那么热切，甚至是有些不情愿的。过去他原则上同意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者，倾向以和平手段进行社会改造。如今，他不再认为和平手段是可行的。他留意到最近在长沙发表演讲的罗素（Bertrand Russell）虽偏好社会主义，但反对「工农专政」，而力主透过教育的方法。毛写道，「理论上说得通」，不过「事实上做不到」。毛表示教育需要钱，而钱、学校、政治权力统统被资本家所把持。如今，毛懊悔地承认，他开始怀疑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以及该学说透过道德典范和互助原则达成社会主义式秩序重建的理想。毛总结道，师法「俄国式的革命」模式夺取政治权力也许有其必要，而这种革命的特色是「恐怖的方法」与「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1921年伊始，尽管曾经视布尔什维主义为「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不过一旦接受了，毛便全心全意投入湖南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中国共产党组织和意识形态基础的建构，早已在中国各地区步上轨道，尽管规模仍十分微小。在北京，李大钊于1920年3月秘密创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此乃1920年秋天成立之共产党「小组」的雏形。1 920年5月，陈独秀也在上海成立类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此后不久，这位西化新文化运动泰斗，公开宣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服膺。

陈独秀对毛泽东舍弃无政府主义转纳共产主义有可观的影响。尽管最终被称为「毛主义」的学说，其内涵近似李大钊以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诠释，不过陈独秀较为正统的布尔什维克宗旨，对毛最初的转向有比较大的作用。1920年夏，毛到上海造访陈独秀，和陈讨论一些他所阅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毛日后回忆：「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候，陈独秀表明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或许，更重要的影响是蔡和森自法国的来信。法文流利的蔡和森，可以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文译作，以及俄国革命后刚刚出版的相关文献。相较之下，毛仅能阅读一些肤浅的马克思主义中文翻译作品。到了1920年代中期，蔡已是一个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生，而且认同列宁主义革命模式的可行性。

蔡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感染了毛，而蔡雪片般的书信，无疑导致毛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日渐心驰神往。到了1921年初，毛扬弃他对无政府主义的信念，斥之为不切实际（尽管并非没有懊悔），自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投身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1921年1月13日，毛召集「社会主义青年团」（日后更名「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大会，同时在长沙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组员有5个人。

就在毛筹组初期的共产党湖南支部时，北京、上海和其它6个城市，以及中国学生放洋留学的巴黎和东京，也纷纷成立支部小组。在长沙，1921年成为共产党员的湖南人，大多是新民学会的成员。这个学会是1918年由毛泽东和蔡和森所成立的。（來源：旺報 2012/06/20 译者／温洽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