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首个文化人士雅集－台北中华粥会名贤高逸鸿先生，早期致力于工笔，临摩古人名作。之后，则融入写生再以水墨形式表现，转而成为写意的风格。高逸鸿先生在其写意花鸟画的创作中，表现了前人所没有的饱满精神和充沛感情，实现了传统笔墨意境向现代笔墨构成的转化。在有效强化写意花鸟画视觉能力的同时，赋予了写意花鸟画以高亢昂扬又饶于生趣的内在精神，从而在前人的基础上把写意花鸟画推向了一个新的境地。高逸鸿先生经过数十年的非凡努力，实现了融气势磅礴与真情实感为一，汇笔歌墨舞与平面构成为一，有效地推进了写意花鸟画的发展。

纵观高逸鸿先生的艺术，可以说得吴昌硕之气，齐白石之情，潘天寿之理，旁参青藤之恣肆，八大之奇逸。他不同于前人的一变，是把笔墨结构的妙解与发挥用水用纸之奥秘统一于用笔，统一于笔势的运动，既依赖多年积累的认识与本领，以新的审美经验，靠笔墨结构拉开与生活距离，拉开与传统的距离，拉开与西洋画的距离，又表现大自然本身之美和历史文化积淀，甚至临见妙裁地注入了格调境界上的理想与憧憬，在发挥笔墨的随机性中，实现了笔外笔，墨外墨，意外意。提升笔墨语言的表现高度。

高逸鸿先生的花鸟画，“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是生命活力的展现，是天人合一的历史文脉的阐释，是个人精神生活的憧憬，也是对祖国、对家乡、对民族历史、对神州生灵不朽精魂的讴歌。更是以现代审美经验对中国画传统的有效整合与积极弘扬。在整合与弘扬中，把民族传统与当代精神结合起来，把中国的文化精神的深度与国画本体高度统一起来。

在中国绘画史上，重要的画家和代表作品都出自文人画家之手，而非纯粹的职业画家。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文人创造和掌握了文化，它使得绘画的高度能与文化发展的高度相并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媒体——书法。而高逸鸿先生的书法亦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且真、草、隶、篆四体书法兼长。且多为丈长尺幅，笔势磅礡。曾展十二堂联屏行草于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国家画廊。他的画则融合了书法，真正领略到了“书画同源”的精髓，笔墨相融颇具温润新意，可谓书画双绝独步当代。高逸鸿先生的画尊崇“画法全从书法出”的笔墨理念，所以他笔下的写意花鸟画，笔精墨妙、水色天成，意境静寂、空旷、淡远，画面构成简练、疏朗、精致，笔墨古朴、典雅、简约、虚淡，色调淡润、冷艳、飘渺。

纵观高逸鸿先生的书画，我们可以看得出其学问、修养、情感等方面的积淀深厚，风骨独特。他只是用极通俗的题材来作为艺术的载体，比如梅兰竹菊、猴子、飞禽、小鱼等等，但他紧紧抓住了“笔墨” 这一语言体系，深入到“体悟”这一文化中特有的认识境界中，他选择了一种静、虚的哲学精神，猴子的灵动与菊花的静谧，都将单纯化成了一种绘画的气象表现出来。

当今中国画界，浮躁思想、各种观念充斥于世面，部分丧失中国文人传统。此时此刻，我们欣赏高逸鸿先生的作品，无疑是一种回归和净化。静下心来细细咀嚼，不自觉中我们会穿越时空去聆听古代圣贤的教诲。我们的眼前会浮现出陆放翁才情回溢的咏叹：“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我们也会徐徐走进周敦颐之爱莲意境：“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亭亭静植，香远溢清……”。（作者系当代中国大陆美术理论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