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草书时期（1949～1964）－自1949年开始，渡海赴台的于右任，终其晚年皆致力于标准草书“易识、易写、美丽、准确”四大法则的推广，与于右任交谊甚笃的台湾前辈书画家、“江西三才子”之一的彭醇士（1895～1976），在《三原于先生之书》一文中如此写到：“于先生书，体势虽极奇恣，点画异常圆健；昔人评山谷书，如瘦蛟缠树，窃谓山谷尚觉作态，而先生则浑然矣。

又先生临帖最多，自然高雅，尝谓先生已得安吴所云中线之妙，故而笔法谨严，近百年来实难方驾。先生尝念草法凌乱，久恐失传，青年学子因俗就简，并无依据，于是解散篆隶，贯通草行，正本清源，汰繁取易，积数十年之力，集数十家之书，凡几易稿，成标准草书，真不朽之杰作，学书之津梁。”对于右任在书艺成就和标草钻研推广的贡献，彭醇士的叙述是有感而发的。

台湾知名书学家何南史在其所写的《看墨宝怀右老》一文中，对于右任台湾时期的书风，有极为中肯和具鉴赏性的归纳：“第一阶段：1950年至1955年，此时笔力劲胜，有些地方较放，也带点新笔，非常生动。第二阶段：1956年至1960年，这一时期右老的笔刚棱有锋，有的突兀，表现的精神非常。第三阶段：1961年至1964年，这一时期，右老的笔，老重无伦，虽然有些时候因精力的关系，有大小不拘，错的亦只加上一点，不能重写，字简直老的入了化境，甚易辨别。”

对于《标准草书》的修订推动，于右任除了自身书艺成就的恢宏之外，更充满了对社会文字书写的使命感，曾先后写下两阙内容大同小异的《百字令》来说明中国文字的演进，其中一阙为：“草书重整，是中华文化复兴先务，古昔无穷之作者，多少精神贯注，汉简流沙，唐经石窟，实用臻高度，元明而后，沉埋久矣，谁顾？试问世界人民，超音争速，急急缘何故？同此时间同此手，且莫迟迟相误。符号神奇，髯翁发见，标准思传付，敬招同志，来为学术开路。”

于右任精研标草，更加发现了中国文字书写的精神内涵，在艺术与实用之间得以并行不悖，也因此呈现出“于体”书风的“曲高合‘众’”，这是古往今来少有的成就。事实上，于右任也因为遍临历代碑帖，而使得书法风貌返璞归真，不受羁绊，于右任所说过的一段话，浅显易懂却揭橥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真谛：

“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坐法、一切顺乎自然。平时，我虽也时时留意别人的字，如何写就会好看，但是，在动笔的时候，我绝不因为迁就美丽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你看，窗外的花、鸟、虫、草，无一不是顺乎自然而生，而无不美，只要自然与熟练，不去故求美观，也就会自然美丽的。”（原载：典藏/笔精墨妙‧气雅韵深-渡海来台系列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