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草时期（1931～1949）－自魏碑转型行草书，揉合了二王、智永、怀素小千草文及禇遂良诸帖，在笔趣上方圆并用，挺劲有神，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于右任“草圣”令誉的发韧，尤其北碑南帖中真、行、草的相互融合，更是汲古开今。于右任即自言：“余中年学草，每日谨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可以想见于右任以书法造诣之深，仍对于草书慎重研习，一字一字的勤加琢磨，所扎下的心血与根基是何等厚实。

此时期初，于右任于坊间得北平卓君庸影印《石拓宋克章草诀歌》，仔细审阅，用笔朴质真醇，不似宋克书风。适外甥周伯敏来拜，见此复印件即指此乃其岳叔王世镗（1868～1933）所书而后刻石于汉中之物，于右任闻之大惊，又知其人尚在，便命周伯敏邀约前来上海相晤，果然相见恨晚，于右任尽出所藏碑帖与罗振玉所印《流沙坠简》彼此观赏切磋，二人书艺因此更加精进。1933年王世镗去世，于右任亲书“三百年来笔一枝，不为索靖即张芝”为挽，对王世镗书法推崇备至，据说于右任办公室或书房极少张挂时人书法，只有王世镗书迹例外。

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成立“标准草书研究社”，1934年开始在上海各大报刊刊登征求草书字帖启事，期能抛砖引玉，使标准草书之参考依据更臻完备。当时，有人持太和馆本《急就章》与其它书帖求售，于右任仔细鉴识，发现此物首尾皆钤有宋宣和宝玺，认定此册即北宋《宣和书谱》着录的《吴皇象书急就章》，大喜过望，立即买下。

此后，于右任倾力于“标准草书”的修订，在书法风貌上既有北碑的野拙奇丽，又有行草、今草、章草、狂草的酣畅淋漓，而形成了独创一格的“于体”，用笔劲挺峭拔、大刀阔斧、能收能放，既能藴藉含蓄，又能气势慑人，达到大开大阖的境界。

1936年5月，于右任所写的《周石笙墓志铭》，即可明显的见到融合了真、行、草三种书体的风貌；而同时期所写的《周湘舲墓志》，则笔力浑厚圆融近石门铭，却又参合了行书的放逸笔致。在此期间，于右任已先后修订标准草书多次，并于重庆歌乐山老鹰崖山洞亲写唐诗草书，且增订刊出多年努力倡导的“标准草书千字文”，并委刘延涛编辑出版《草书月刊》，全力推广草书的实用性。

而此时期的于右任书风，著名书法家王世昭（1905～？）有颇为贴切的看法：“小草以右军为特佳，大草以右军为极狂，张颠、孙过庭、颜真卿、怀素继之，黄山谷略有黄庭气象，王觉斯挺拔多姿，于右老矩步规行，雍客大雅，真是一代庙堂之气，若论当世草书，于右任当居第一，若论古人，于右老功力在晋唐之间，至少也要与张颠、怀素相伯仲。” （原载：典藏/笔精墨妙‧气雅韵深-渡海来台系列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