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在世时拥有崇高显赫的地位，但却一生清廉，亲和简朴，在书法艺术的钻研与文字实用性的推广上更是不遗余力。民国时期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1897～1969），曾有诗咏于右任：“拂须卷袖画中身，取墨频呼更入神；此是生前欢喜债，行藏围满索书人。”并加注曰：“先生作书常以纸烟罐贮墨，每罄一罐，辄大呼：‘取墨来！’此乃兴到神来时也。”

这首诗不但刻划出于右任至情至性的风采，也描写出他钟爱书法的热诚。且除了书法的艺术表现之外，于右任还特别注重书写文字的实用性与方便性，故而毕生致力于“标准草书”的修订，对历代碑帖的搜寻整理尤为殚精竭虑。生活恬淡、不忮不求的真性，孕育出于右任书风不愠不火的纯然特质，而一生济国淑世的恢宏大度，更使得历代碑帖精髓于笔情墨趣中呈现出气吞牛斗的庙堂气象，这种磅礡之概，非一般书家所能企及。

关于于右任一生勤力钻研书艺的过程与各阶段的风格，大致上可归纳为“启蒙时期”、“楷书时期”、“行草时期”及“标准草书时期”。

启蒙时期（1899～1911）－于右任在其自传《牧羊儿自述》中记载：“太夫子（指于右任私塾老师毛班香的父亲毛汉诗）又喜作草书，其所写的是王羲之的《十七鹅》，每一个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个个不同，字中有画，画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本从何而来，当时我也能写一两个。”

可以确知，于右任在11岁时（1899）初见毛汉诗写字，就已对书法产生了兴趣。

少年时期的于右任，即以文才蜚声乡里，20岁时即被陜西学政叶尔恺视为“西北奇才”，25岁中举，26岁即赴开封应甲辰科进士礼部试。这段期间由于清末仍有科考制度，文人学子必须勤练“馆阁体”，于右任的书法基础锻炼除幼时即习王羲之之外，并从赵孟俯入手，遍及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禇遂良。

1899年，沈卫（淇泉）继叶尔恺之后督学陜西，极重于右任之才，而沈卫亦为帖学书法名家，在书法锻炼上也影响于右任不少。

尔后，于右任因痛诋时政而遭官府追缉避祸上海，以“刘学裕”之名入震旦公学，并参加光复会投身革命。由于生活拮据，1905年时首次在上海订定润格鬻字，可见于右任此时书法已具造诣。

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于右任全心投入革命事业，屡创报刊为革命宣传，也曾二度入狱，但得暇即勤习书法，由于革命情操的濡染，他在帖学的秀美流畅之外，此时书风已渐显壮豪气慨。（原载：典藏/笔精墨妙‧气雅韵深-渡海来台系列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