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到台湾之初，发妻高仲林及长女于芝秀在原籍，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留居上海（中令时年仅十余岁，后送去台），大儿子于望德、二儿子于彭又在海外，一家人分居大陆、台湾等数处。
 
　　于右任晚年在台湾，除了每年三月三、五月五、九月九参加诗会、每月还定期出席粥会雅集外，其余时间便是读书、看望朋友。后来由于腿疾，朋友上门的多，他到朋友家去的少，但也有几位老友是经常走动的，“考试院长”、粥会名贤莫德惠老人便是其中的一位。

　　于右任在台湾的“监察院长”官邸，坐落在台北市和平东路青田街，它是战前日本人建造的一座住宅，以木质结构为主。大门是绿色油漆的，院落不大，有几株老树，还有几盆海棠点缀其间。于右任的书房名叫“老学斋”，意即“活到老，学到老”，书房略大，兼作他的会客室，其余卧室和下房都非常小。卧室中是一张木板床，床上的被和褥极其普通，与鸡鸣早看天那种客房陈设相差无几。

院落中的花木，也不大修剪，一条水泥小径因年久失修，一遇雨季（台湾多雨），长满青苔，穿皮鞋走小径，常会滑倒。有一次，他的长子于望德跌了一跤，他的老副官宋子才也跌过一跤，于右任因常年穿布鞋，还不曾跌过。他的随从人员怕他跌倒，还特为他的手杖做了一个胶皮套子，以便防滑。
 
　　他的官邸，从不设门卫，所以也不用通报，不用名刺，直来直往，毫无大官公馆的排场，真正做到跟老百姓的住宅一样，这在台湾官场中实属罕见。他的书房就是会客室，由于他十分好客，往往来宾云集，座无虚席，不得已，只好前客让后客。他总是坐在书桌旁的圆椅上，晚年行动不便，所以来者点头，去者挥手，不再起立迎送，一派长者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由于来访的客人太多，开支也大，加上每月总会碰到几位穷朋友前来告贷求援，因此，到了每月下旬，薪俸用光了，就闹起“饥荒”来。向人去借吧，堂堂的“院长”，既难启齿，也诸多不便，所以这类难办的差事常让老副官宋子才去办。宋从大陆跟随他到台湾，对老“院长”的为人十分了解，曾劝过老人，也在经济上卡过老人，但都不生效果。到紧要关头只得把自己的一点积蓄也贴上，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到处借债度日。
 
　　有一年，著名画家张大千由国外回到台湾（张一直在巴西、美国居住，1977年始回台湾定居），得知老人经济很困难，主动接济他一笔钱。于右任见老友如此诚挚，拒之反而显得寡情，于是，就收下了这笔钱。据说，这笔钱后来偿还了宋子才平日所垫付的款项。（摘录自《于右任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