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父亲节”。许多人都知道，这个“父亲节”和5月份第二个星期日的“母亲节”一样，都是由西方传入的舶来品，却鲜有人知晓，中国也曾有过属于自己的“父亲节”。
1945年8月，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无数将士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血洒疆场。为了鼓舞民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也为了颂扬和纪念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父亲们，上海一些爱国人士及社会名流发起倡议，建议将每年的8月8日定为“父亲节”。
1945年8月6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八八父亲节缘起》，消息称，美国的茄维丝女士在悼念战争死难者时发起了创立母亲节的倡议，以纪念和赞扬那些战争英雄们的母亲；而今，无数爱国将士战死沙场，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孩子的父亲，为了记住这些英勇的父亲，故在此发起“八八父亲节”活动。消息的末尾记录了10位主要发起人，京剧大师梅兰芳也位列其中。
8月7日，《申报》在一版的一角再次刊发了消息《明日“父亲节”，尽孝道莫忘助学》，文中再次强调发起父亲节活动的初衷，倡议为人子女者在8月8日这一天，胸前佩花，纪念“父亲节”。
8月8日，许多受到感召的子女都参与了“八八父亲节”的活动。父亲健在者，佩戴红花，以示庆贺；父亲已故者，佩戴白花，以示哀思。纪念亡者的同时，也不忘为生者谋福利，发起活动的各界名流将自己所佩花朵献出义卖，卖花所得均用于捐资助学。
在发起“八八父亲节”的一周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欢庆。上海名流如吴稚晖、李石曾、潘公展、杜月笙等人觉得，定“父亲节”很有意义，有特别加以提倡的必要，便联名呈请国民政府准予规定每年8月8日为“父亲节”，通令全国遵行。后来呈请获准，8月8日就正式成为中国的“父亲节”了。
据称，之所以定8月8日为“父亲节”，是因为“八八”与“爸爸”谐音，便于记忆，且“八八”两字连缀起来又好像一个“父”字。1946年，“八八父亲节”被国民政府定为法定节日。当年8月8日，天津《益世报》在第六版的副刊刊登了读者甲乙木的文章《父亲节的话》，最有影响力的《大公报》则在第六版刊发了《关于“父亲节”的闲话》一文，庆祝“父亲节”。
而同一天的《申报》却显示，上海的庆祝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申报》第四版刊登了一篇名为《今日庆祝“父亲节”，义卖纪念花充作助学金》的新闻报道。据报道，8月7日晚，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礼堂内热闹非凡，200多人盛装出席，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 “父亲节”庆祝会。会上，一位父亲面容慈祥地站起身，接过儿子呈献的一束鲜花，现场弥漫着感人的浓浓亲情。在发起人的带动下，与会人士齐声高唱《父亲颂》：“劳苦劳苦父亲苦，我爱我父肺与腑。羊跪乳，乌反哺，爱我母，爱我父……”同时纷纷慷慨解囊捐资助学，所收款项共计857万元。在同版报纸的左下角，还列有详细的捐款名单。

还是在同一张报纸上，当天还刊登了一则以《庆祝父亲节伟大贡献》为大标题的1／3版广告。这是一家墨膏厂的广告，副标题为《敬请全国父亲一致鼓励子女晨起习字》，发动“父亲节书法竞赛活动”。

1947年，即“八八父亲节”被定为法定假日的第二年，上海的庆祝活动更为丰富。据《益世报》报道，“八月八日父亲节，沪市将有一番盛况”，并介绍“父亲节”在上海“扩大推行”。《申报》依然关注“父亲节”，并开辟了“父亲节”纪念专刊。纪念专刊有一则声明，原文为：“今日父亲节，本刊特选编有关文艺作品数篇，慰藉天下父母心。《一寸山河一寸血》暂停一期，特此声明。”《一寸山河一寸血》为该报当时的连载文章。
这一年的“父亲节”前夕，上海《儿童故事月刊》发起了征文活动，在《申报》刊登的一个报花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父亲节征文今日在＜儿童故事月刊＞揭晓》，旁边标注了《儿童故事月刊》的价格和订购方式。这一活动依旧与商业活动有关，可见，当时便有不少商家看中节日的商业效应，越来越多地盯上了这个新兴节日——— “父亲节”。
作者采访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专门从事近现代历史研究的江沛教授。江教授介绍，1945年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抗战取得了最终胜利，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反对外来侵略中获得彻底胜利的战争，这胜利无疑是振奋人心的。但是，中华民族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无数父亲失去了儿子，无数儿子失去了父亲。因此，在抗战胜利之时，人们需要一个节日来寄托哀思、期盼幸福生活。“战争总算结束了，在寄托哀思的同时，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重建家园。这一节日的设立就反映了民众的这一需求。”于是，“八八父亲节”便应运而生。（来源：文化中国-中国网 / 太原晚报  2010-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