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就读复旦大学的沈之岳，被时为“蓝衣社”负责人的戴笠发掘。沈有非常突出的优点：其貌不扬（符合特务不得有身体与五官特征的基本条件），谦逊低调（符合特务不招摇、守口如瓶的人格特质）。更令戴笠折服的，是沈之岳记性特佳，任何人只要和他有一面之缘，他就过目不忘。

多位“中统”和调查局人员告知笔者，沈之岳属下不下万人，他居然能逐一叫出每位调查员的名字，而且对所有调查局同志的家庭情况、亲属老小如数家珍。这也是沈之岳带兵带心，能使部下归心的原因。

沈之岳日后被称为“调查局之父”更非浪得虚名。1964年5月执掌调查局之后，沈之岳心领神会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任务是瓦解海外台独组织，并且争取台独头领起义来归。沈之岳为人处世阴柔细腻，更深谙“拉出”、“打进”、“慢火细炖”、潜移默化之情报技巧。调查局逐步缩小包围圈，加紧对廖文毅的争取工作。

1965年5月号香港《新闻天地》杂志引述权威人士消息，影射沈之岳早在1964年底即多次往返东京与台北之间，与国民党驻日特务人员讨论策反台独头领廖文毅相关事宜。1965年4月间，廖文毅的全权代表，曾由日本飞往台湾与沈接触，详细讨论廖文毅反正的程序安排。

台湾老报人于衡乃沈之岳挚友，他在一篇名为《“中国胡佛”沈之岳》的怀念文章中，叙述了他所知道的廖文毅回归台湾案。文章指出，沈之岳说服廖文毅的工作，进行了7个月之久。

廖当时系“台湾共和国总统”，在国际间颇有名气，组织的伪政府已具雏形。调查局做策反廖文毅工作时，伪政府的“官房长官”简文介、和替廖文毅管财务的邱永汉等人，都先后回台湾和有关方面磋商。

于衡在文章中透露，廖文毅反正之前，国民党内部只有三个人知道此案，一个是蒋经国，一个是沈之岳，第三人是负责说服廖文毅的调查局驻日人员王宗超。文章并指出，廖文毅尚未决定回台之前，沈之岳大胆释放了已被判刑的廖士豪，让廖士豪劝说他的叔父廖文毅早日归台。

由于保密工作滴水不漏，廖文毅返台当天，连国民党当局驻日“大使”魏道明，都是在搭载廖文毅的民航班机起飞半小时后才得知此事。王宗超送来一份新闻稿，新闻参事才赶紧召集记者照本宣科，公布此事。

1960年代的台独势力，其实力固不足以动摇蒋氏父子在台湾的统治基础，而两蒋仍倾力反独，虽然也有某种“反攻大陆”、维护统治的考虑，但从根本上说，显示了他们鲜明坚定的中国人立场。海外台独势力自廖文毅归台后，一度陷于一蹶不振之窘境。这是蒋氏父子对海外台独斗争中打的第一场漂亮仗。（节录自《同舟共进》2008年第12期，作者王丰为知名传记作家，原题：《“中统”反台独斗争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