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本党任我为青年部部长，这是一件作育建国人才的繁巨工作，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在此期中，也确实选拔、组训了不少的青年人才，成为后来抗战建国的干部，他们对于党国的贡献都是很大的。除此以外，在我任铁道部长时，并兼长交通大学，因为那时需要大量的铁道建设人才，而交大正是造就这类人才的一个专门最高学府。所以，我当时对于部务和校务，都不敢偏废。在这前后，我还担任过岭南大学、国民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大学董事长等职。由于董事会在性质上是一个决策机关而非执行机关，故对校务行政，并未负实际责任。

民国二十一年冬，我旅居上海，时与党中高级同志相过从。当时大家感觉到要使我们国家的基础巩固，除了军事和政治的力量外，实在应该使它建筑在文化上面。中国文化本来源远流长，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到总理的三民主义，更集其大成。可是那时的情形，本党在文化上的基础非常薄弱，马列主义的思想甚为流行，社会科学的书籍多受其影响。有识之士佥认有重振三民主义文化，使之发扬光大的必要，于是发起组织「中山文化教育馆」。本来总理建国的遗教，不仅是属于本党，也是全国国民的公产，照理这个馆可以由政府或党来兴办；但当时国内的文化事业，十之八九操在党外文人之手，一般学生和教员，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三民主义，祇是国民党的经典。在此情形之下，如果中山文化教育馆再由党与政府来办，益滋误会曲解。所以大家的意思，都主张用私人名义发起，作民间学术组织。翌年一月，召开发起人会议，列名者计有蒋中正、林子超、吴敬恒、张人杰、于右任、张继、蔡元培、陈果夫、居觉生、顾孟余、何应钦、丁惟汾、戴传贤、吴铁城、朱家骅、伍朝枢、宋子文、焦易堂、陈布雷、张道藩、张厉生、罗家伦、张岳军、邵元冲、覃理鸣（振）、陈立夫、朱培德、谷正纲、顾祝同、柏文蔚、恩克巴图、梁寒操、叶楚伧、王正廷诸先生和我等一百人。

兹将创办缘起抄录于后，以明梗概：「文化为一民族之活力，亦即为一民族之生命，文化之进步与停滞，实与一民族之兴替息息相关。纵览全世界各民族进步之轨迹，无不以文化运动为其先导。革命之意义，亦即在于推翻不适合某一时代经济环境之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并树立其新基。故革命之成功，不仅在于破坏，而尤在于时代动向之正确把握，并建立新时代之新文化。

我民族以四千余年悠久之历史，世称文明古国。自近世西欧产业革命而后，我民族文化，始显形落后，产业先进国家，挟其先进之经济势力以东，侵我社会，经济日益破落，而民族文化，乃愈益停滞不前。辛亥革命之成功，实为我民族文化一时期之转变。民国十五年之国民革命运动，民族文化，于此又显示其新动向，而此两次革命运动，亦即新文化运动，则皆以三民主义为其动力。然而自民国十五年以来新文化之基础，初并未坚强树立，即中山先生所遗留之三民主义，及其全部学说，亦殊少为之发扬阐明；新文化之基础，既未得建立，青年思想，不得正确之领导，于是一般青年思想，求出路而不得，遂徘徊于十字街头，或竟步入歧途，数年来，缘此而牺牲之有为青年何虑万千，此为我民族前途无可补偿之损失，同时就此亦可征目前新文化之创造与树立，实属刻不容缓。

「爰是同人等，特发起创办一『中山文化教育馆』，罗致国内学者，潜心研究，以阐明中山先生之主义与学说，以树立文化之基础，以培养民族之生命，同时亦即以此为中山先生留文化上永远之纪念，俾与紫金山上庄严壮丽之中山陵，同迈千古。抑同人等，尤有不得不郑重说明者，即本馆创办之始意与目的，虽为致力于学术之研究，惟企于民族文化尽一分推进之力，既不受实际政治之牵掣，尤不为任何关系所绊系，此则同人等可以负责公告于社会者。惟是此一计划之实行，端赖群力并举，即如基金之募集，实非共同负责不为功，于是同人等经志其缘起，发蕲求掖助之呼声，候各方洪亮令回响，民族文化之前途，实利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