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胞兄鄧聲傳，1943年在湖南省常德縣雋新中學（今鼎城區一中）初中畢業。1946年剛滿18歲，正好符合服兵役的年齡，按照當時“兩丁抽一”的原則，我的年齡還小，他無可避免地當上了壯丁。從軍後先在湖南芷江受訓，然後考入國民黨憲兵二十一團當兵。因常德同鄉、憲兵第八團主任秘書談靜仁的薦引，不久轉調該團服役，由班長擢升排長，並改名鄧蘊良。先後在南京、福州等地駐防。1948年底調防臺灣。1949年5月，曾經從“臺灣台南衛民街憲兵第八團軍械室”給父母寄過一封家書，此後四十年杳無音訊，下落不明。家人每天以淚洗面，憂心忡忡。特別是我的老母親，因過分牽掛愛子，一度患上憂慮症，整天不吃不喝，嘴裡不停地喊著：“鵝婆！”（胞兄乳名）“我的鵝婆，你快回來呀！”

母親叫喊了二十多年，始終沒有喊到兒子回來；家人盼望了四十年，連片言隻語也沒有盼到！

胞兄呀胞兄！你是否還健在？你現在在哪裡？你的日子過得怎樣？我們不斷地思考著，猜測著，期盼著！憑著他從“臺灣台南”寄來的最後一封家書，我們判斷他很可能還在臺灣。改革開放以後，我們抱著一線希望，通過各種管道、採用各種方式，不斷地打聽他的下落。然而，始終石沉大海，一無所獲！

老天不負有心人，機會終於來了！1986年7月，我的好友、原常德縣人民政府副縣長羅崇煜，去香港與他在臺灣定居的父親相會，我試探著給胞兄寫了一封家書，拜託羅縣長帶給他父親，請他父親在臺灣尋找我的胞兄。他的父親羅澤霖，是蔣介石總統府中將參軍羅澤闓的胞弟。高中畢業後考入北平陸軍軍醫學校（後改為國防醫學院），1935年畢業，分發至國軍第四師任職。抗戰勝利後任裝甲兵司令部後勤處處長。1949年去臺灣。1957年考入臺灣陸軍參謀大學，畢業後返回國防醫學院，歷任處長、主任秘書等職。1965年退役後任臺北榮民總醫院院長。該院總務處主任幹事曾德輝先生，正是我胞兄的同鄉好友，也是羅院長的心腹之人。羅院長把我寫給胞兄的家書第一時間拿給曾德輝看，問他是否認識鄧蘊良。曾德輝先生十分高興地說：“我不僅認識他，而且還是患難之交。”

當天下午，曾德輝先生就通知我胞兄去榮民總醫院。當我胞兄看到我的親筆信件並知道86歲高齡的老父親還健在時，激動得熱淚盈眶，似乎返老還童，立刻手舞足蹈起來。他辭別好友曾德輝，迅速回到家中，向全家報告喜訊。

當晚揮筆給我回信。因當時臺灣還沒有解禁，無法與大陸通信。恰好我的第二個侄女鄧信珍當時正在新加坡從事律師職業，而新加坡早已和中國建交，可以自由通信。胞兄便以新加坡為中轉站，把他寫給我的家書先寄到新加坡，然後由我侄女改換信封，再寄給我。

然而，由於我寫給胞兄的家書，並沒有說明我的通訊位址，所以，胞兄寫給我的第一封家書，通訊位址仍然是寫的40年前他去當壯丁時的老住址：“湖南省常德縣碧潭鄉第八保小灣街（探交）”。“碧潭鄉”就是現在的牛鼻灘鎮，“小灣街”就是現在的韓公渡鎮小灣村。其實，我們一家早在1951年就已經從韓公渡的小灣遷居到牛鼻灘鎮圩場了。胞兄當時並不知情。這封家書寄到牛鼻灘以後，郵遞員四處尋找戶主，始終“查無此人”，郵電局支局長宋人科，無意中打聽到我已擔任縣教育局副局長，於是又把這封家書改投到縣教育局，並在“改退批條”上注明：“試投鄧局長是否”。縣教育局傳達室收信後立即交到我手上，我拆開一看，正是胞兄寫給我的親筆家書，開頭寫道：“聲斌弟：於八月四日忽接你七月一日來信，刹時喜從天降，知父親八十六歲高齡健在，母親、聲愛大姐（妹）已去世，聲喜二妹在長沙工作，你與楊女士結婚，育有子女各一人，悲喜交加。奈何兩地制度互異，插翅難飛。我幼年投筆報國，欲成大器，回家榮耀，誰知時代幻變，拋棄骨肉，罪責深重。”

下面詳細介紹他的家庭情況和常德在臺灣的老兵，囑咐我回信時先寄新加坡譚國梁律師事務所鄧信珍收，然後再由鄧信珍轉寄臺灣。這封家書是1986年8月5日從臺灣發出寄到新加坡的，8月21日牛鼻灘郵電支局收到後，於8月24日轉投到縣教育局傳達室，輾轉花了19天的時間！但不管怎樣，總算收到了這封來之不易的家書！第二年9月6日，胞兄又給我寫了第二封家書，信封上寫著我老父親的名字“鄧家壁老先生”，同樣寄到牛鼻灘，牛鼻灘仍舊“查無此人”，於是又試探著轉投“常德縣教育委員會鄧家斌收”（因縣教育局已改為縣教育委員會）。

雖然名字寫錯了一個字，但我還是較為順利地收到了第二封家書。看到胞兄熟悉的筆跡和親切的語言，我讀著讀著，不禁潸然淚下，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