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伟人梁启超与孙中山同路不同道 * 陆炳文
两大伟人梁启超与孙中山同路不同道 * 陆炳文
明天乃史上921地震,台湾自二次大战之后,伤亡损失最大的天灾,17周年的痛苦日子,当时受灾惨烈长夜漫漫,而后灾后重建路远迢迢,这次灾难如同震撼教育,给人们难得的教训,使其对大自然的力量,有更加刻骨铭心的体会、和更多对大地的敬畏,也使现代人开始有了反思,俗谚人定胜天的可遇不可求,好在大地的伤口牵动着血脉,也强烈撼动着所有人的心灵,重新用心检视人与自然,似乎必须寻求出共处之道。
兄弟认为人与人之间,亦须寻求共处之道。昔日保皇派大将梁启超,与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就都深谙此道,虽说是同路,同样信奉民主,尊重普世价值,但因党派不同,而走上不同道,固然各行其是,却也互相欣赏,该赞扬就不吝公开表彰,该批判亦不惜严词批评。
长话短说梁启超民主思想,与孙中山民权思想的异同。近代中国同一时代,产生这两位伟大人物,梁氏与孙氏,路线颇相近,是有相同点:同样认同以民为本的思想,主张自由、平等、博爱;梁、孙二氏,虽为同路人,却完全不同道,两人对手段、政体、作用的见解,则迥然不同。
两人的异同中,最大的不同点:在手段上,梁氏主张改良,孙氏主张革命;在政体上,梁氏强调变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孙氏力主推翻清朝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在作用上,在当时康梁的思想,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中山的三民主义,后来渐成辛亥革命动力。是故两人,为同路人,但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也就是为什么,梁、孙二氏,订交甚早,接晤鲜少,兄弟所认为的,真正原因所在。
其实个中原委,亦颇耐人寻味,早已见之于民国初年报端。例如:1925年3月13日《晨报》载:「梁启超与中山,则于戊戌年间,即已订交,后因政见不合,遂鲜少接晤。
孙中山逝世次日,便有北京《晨报》记者往访梁氏,问其感想,即以〈孙文的价值〉为题发表,梁谓:「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于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应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
梁又称:「我对于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之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我们很可惜的是:孙君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便死去了,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梁启超终其一生,对孙中山的态度,可说是褒贬不一,甚至是贬多于褒。有如:1927年5月5日,梁氏在给女儿信中说:「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
关于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评价,近年兄弟挖掘愈多史料,愈益发现这两位代表性人物、伟大的思想家行动家,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皆属大炮型,越是这样性格的人如梁氏,还能作出联句赞叹孙氏,1900年首度赴台湾参拜妈祖庙一事,越发显示其高贵的人格特质,以及对事不对人的士大夫情操。
以下再一次抄录这幅楹联,俾供方家雅赏,藉伸仰慕之情。梁启超赞孙中山拜妈祖,著名联句有云:「向四海显神通,千秋不朽;历数朝受封典,万古流芳」。兄弟观点,此联出自一个反对者口中,一向不曾留情面者笔下,难得如此无私,尤其难能可贵;反观今日台湾政坛上,那一撮台面政客、和所谓名嘴,读后必定为之汗颜,只会为反对而反对者,渠等将尤加无颜以对。
社会国家组成部分,人民群众相互之间,也有相同的情形,许多人同路,却不一定同道。同样也要学学人家,梁启超与孙中山,切莫让私人恩怨、个人好恶的存在,或意识形态、政治理念、宗教信仰的差异,甚至教育程度、生活习惯、所处阵营、所居地方的不同,导致水火不容,以致撕裂族群,终至分裂国土,期期以为不可。
因而我们还需要学习,懂得如何像过去的梁、孙二氏一样,求同存异,欣赏对方,接纳彼此,包容一切,才有可能长期和平共存,和谐共生,和睦共处,进一步共建永续的大同世界,实即天下为公的人类生命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