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高级领导干部的榜样--吴稚晖 ＊ 耿云志
更新时间：2016-07-10 来源： 发布：邵隆美 浏览：
[原创]高级领导干部的榜样--吴稚晖 ＊ 耿云志
要用吴稚晖的例子来检验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尤其是检验我们今天的官场风气，我们真应该感到惭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者耿云志
当年，最高的权力与精神领袖授意全国报刊转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因而使县委书记（实际上也是为全体干部）们便有了一个价值与道德标杆。读了李新宇先生《是是非非吴稚晖》与《吴稚晖的文化思想》两文（均收录《旧梦重温——民国先知的道路探寻》一书），联想刘军宁先生关于百姓作为政治学意义上的“主人”乃至“母亲”，“有权用言论来教导统治者”的言论，俺的怪念头便溜了出来：吴稚晖先生不正是现今高级领导干部对照、学习的“楷模”幺？
按照现行《公务员法》，副部（省）长级以上是高级公务员（俗称高干），比照之下，吴稚晖先生的中央高干“资质”无须评审：早年老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北洋政府”，孙中山北上“指示国家建设大计”，很快就病入膏肓，按手谕成立5人“北京政治委员会”处理重要政务，吴稚晖就是成员；后来，他身兼中央监察常委（还有国民党中常委之说）、最高国防会议常委、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虚职”；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拒绝上任）。参照现在的级别，那些虚职与部级乃至“副国级”大体相当，军队总政主任更是正儿八经的“副国级”高干。事实上如果不是吴稚晖先生一味地拒绝，他还可能当上“正国级”大佬呢。
论吴稚晖先生在党、国的政治地位，则还要远高于所任职务，“党国政要”名副其实：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主动在英国慕名登门结识吴稚晖，两人一见如故，孙中山即邀请吴稚晖一同拜访自己的导师康德黎（盛小平：《论辛亥革命前后的吴稚晖》）。后来，吴稚晖是孙中山“政治遗嘱”、“家事遗嘱”的真正起草人（汪精卫只是修改者之一，并对病榻上的孙中山念了遗嘱稿）；北伐战争开打，党国召开誓师大会，是吴稚晖发表“重要讲话”，指示、激励出征将士，并把孙中山遗像、党旗、国旗授予蒋总司令；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是吴稚晖监督宣誓；国民政府1947年立宪，是吴稚晖代表制宪大会，向国家元首发送《中华民国宪法》。
所以，无论行政“级别”或实际政治地位，吴稚晖先生都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至于他的“一贯表现”，如果不纠缠信仰和政治倾向，吴稚晖先生“榜样的力量”对当下“高干”真应是“无穷”的呢：
一、“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的斗士
在革命年代与“人民共和”时期惯于投自己的票（甚至还要严查谁投他反对票）、以保证坐在最高官位“为人民服务”的伟大领袖曾经教导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这话说得亮亮堂堂，而吴稚晖先生则做得亮亮堂堂：孙中山先生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吴稚晖以教育家的声望被提名为教育总长，遭坚拒，几天后他“逃”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了个小编辑；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不肯上任，结果便宜了别人；1928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他坚决不干；1928年被国民政府内定为监察院院长，他婉言谢绝；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蒋介石多次请他荣登“元首”之位无果，最终“无奈”的蒋先生只得劳动自己。
“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这是吴稚晖先生重要的价值观。他坚持不做权重位高“含金量”亦高的“实官”、大官，却始终热心于革命事业。
吴稚晖先生早年就参加了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曾在北京彰仪门大街拦下散朝回府的“外交部副部长”瞿鸿禨的官轿上访，并递上转呈光绪的变法上书，因此举破坏大清“维稳”而差点吃上牢饭；在日本留学期间，为学校拒收蔡锷等人入学而发起抗议，被判递解出境，性情暴烈的吴稚晖写下绝命书，途中跳河自杀，后被日警救起。梁启超钦佩之至，撰文盛赞“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利权思想”，使吴稚晖立即成为大英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吴稚晖抱定“入地狱”的决心加盟，成为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元老；第二年在法国创立“世界社”，发刊《新世界》，从政治上力鼎孙中山；20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应孙中山“及早回国，共举民国大业”之邀，从欧洲赶回上海与孙中山汇合；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他相随南京，与“孙中山同室而居，并榻而眠。”当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他着眼于中国统一，全力支持；他发起成立留法、留英学会，设立北京预备学校，还先后向国外输送了3批留学生（周恩来、蔡和森等人也追随其中）；他受孙中山委托，在北京创办海外补习学校（后人戏谑为“少年党校”），专门招收国民革命的“红二代”、“红三代”（有孙中山的2个孙子，蒋介石的儿子，汪精卫的儿与女，李济深的儿子、朱执信的儿子等），并亲任“太傅”，培育管教“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为问国事，吴稚晖先生接受了“党中央”与中央政府一系列监督、质询的虚职。在履行职责的时候，这位“党国元老”不讲情面，是愤怒的斗士。他不仅竭尽批评、贬损、讥讽之能事，还常常破口大骂，几近“疯子”。“谣传”他曾抡起拐杖追打军统头子戴笠，边追边骂，戴笠抱头鼠窜，吴稚晖仍追骂：“可惜哎，撵不上这个狗杂种。”他虽一贯立场坚定，爱“蒋介石的国”，与党国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但当老蒋利用吴稚晖诱捕李济深时，老吴头气得让卫队长转告领袖：“他是婊子养的！”党国召开会议，老吴头大白天提着灯笼赴会，迎上前来的蒋委员长不解：“稚晖公，大白天开会，你打个灯笼来干什么呀？”“稚晖公”摇头晃脑地学着委员长的宁波腔：“娘希匹，这里太黑暗，太黑暗了！”令委员长当即惊出一身冷汗。早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参谒明孝陵以示正统，即引来吴稚晖的尖锐批评：主张民权的总统，不应参拜专制帝王。这位中监委常委，连开国总统、党中央“主席”都一一“妄议”、照监不误，其监督“中央”的气场之强，可见一斑。
在上世纪初的文化论争中，吴稚晖先生认定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现代文明的统一体。这位 “国学本来就出类拔萃的”学者，明知“国学另有相当的价值”，却放眼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坚定地捍卫“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新思维，主张中国社会不仅要请“德先生”与“赛先生”主事，还要迎入“穆姑娘”（即西方道德）来调教。他还站在“西方现代文明的积极引进者和捍卫者”的立场上，对梁启超、梁漱溟父子鼓吹的中国“佛、儒、道”传统秩序，进行系统的、严厉而深刻的批判。面对五四落潮之际国学被戴上“新文化”面具的大倒退，吴稚晖针针见血地怒斥：“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并敏锐地揭示：“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
因此，吴稚晖先生被同为“无政府主义”学者的梁冰弦称为二十世纪中国青年的导师、革命的大帅，人道的护法尊者；胡适盛赞他是“中国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李新宇在书中评价他是“新文化运动中历史无法忽视的主将”。
二、学贯中西的知识型领导干部
吴稚晖先生自幼开始熟读四书五经，也曾秀才、举人、进士地登攀，求取功名，后来虽3次参加会试受挫，未中进士，却也先后在著名的江阴南菁书院和苏州紫阳书院苦读，对“四书五经”、说文、音韵、训诂等研究得很深，他的八股文在江南一带颇有名气，因而自诩“陋儒”。在创办“少年党校”期间，他亲掌国学、经史教席，专门传授传统文化知识。“甲午”惨败，大清在民众压力之下“改革开放”，他在留学潮中两次留学日本，并远赴英国、法国，学习强国富民之道。回国后曾在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和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任国文教习。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特请吴稚晖当学监（被拒），后来他热心推动中国学生赴欧留学，带领108人赴法，在里昂做了中法大学第一任校长。
吴稚晖先生在中国首开先河，为汉字注音。他是国语读音统一会会长，主持召开全国读音统一会会议，主持制定注音字母，后来在此基础上取6000余字编辑《国音字典》，以文字注音为基础，在民国推广“普通话”——国语。他主持国语推行委会，修订标准音，审定颁布国家文本《国音常用字沁》等多种国语书籍；编制《汉语拼音表》、《注音符号》等教材，热心于国语通俗、简易、普及工作。
吴稚晖先生到日本、欧洲后，被欧洲哲学以及天文、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深深吸引，努力钻研，从此“对科学有坚定的信仰”，“曾经翻译《天演学图解》和《物种原始》等书，积极介绍进化论思想和科学知识”，“鼓吹科学和工业文明”，“始终维护着科学、理性和批判精神，致力于文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并且“观点鲜明，始终如一，不为潮流而动，表现了一种难得的执着与坚定。”
吴稚晖先生以“漆黑一团的宇宙观”科学地阐释宇宙如何之大，又如何之小；宇宙怎样起源，又怎样完结。他以一系列独创的词汇，通俗地解释宇宙、天体、地球、生命、人类、精神现象的演化，否认脱离物质的精神存在。他认为，在宇宙中太阳尚“一钱不值”，人的生命又能怎样？他认为人生就是“两手动物唱戏”，全部问题就是如何把这戏唱得精彩，由此建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创造人生价值。对吴稚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胡适深表敬意，“感谢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明白阐述”。
在清末民初、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中国，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教育家，吴稚晖掌握的科学理论是很新的、理解是独到的、传播是坚定的。他活到老、学到老，一生没有像样的财富，只有两万多本书和二三十箱文稿、信件、剪报相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习型”高级领导干部。吴稚晖一生的重要著作有《客座谈话》、《上下古今谈》、《荒古原人史》、《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注音符号作用之辨证》、《稚晖文存》等，在台湾出版的有《吴稚晖先生选集》（上、下册）、《吴敬恒选集》（共13册，），著作、译著等身。
196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3届大会举荐吴稚晖先生为“世纪伟人”，这是全世界华人中的唯一。
三、清贫廉洁一生的高级“公务员”
身为党国政要的吴稚晖先生出身贫寒，一生简朴，不摆架子，厌恶排场，习惯过贫民生活，粗茶淡饭，不烟不酒。民国政府建立以后，一些革命党人在奢靡腐败之风中迷失。吴稚晖与蔡元培、汪精卫等在上海创立“进德会”，倡导并自守“进德八条”：不赌博、不狎妓、不置妾；不为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但凡“革命老干部”入会，须严守前三条，后三条则允许自愿遵守。
当局分配了高级住房，吴稚晖都拒不接受，只肯“蜗居”大饼店楼上，或是平民区的旧房。他家中陈设简陋，卧室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一把旧藤椅，几把客人坐的靠背椅，此外就是书报杂志和一只马桶。没有沙发、古玩、名人字画，更没有当时时髦体面的收音机、电风扇等家用电器。会客及自己吃、喝、拉、撒、睡，读写、办公、会客等都在一个房间内解决。蒋介石好意请他入住黄山蒋氏官邸，吴亦谢绝：“住你的金窝很富，哪有我的柴窝好。”
据《人物》文章《政治圈外的吴稚晖：一个坏透了的好人》记载：“抗战时他在重庆，住房简陋，10平米左右，前面是一间杂货铺。一桌一床，旧蚊帐，青布被，硬枕头。小竹桌上摆满油盐酱醋。他戏作《斗室铭》自娱：“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在洁，有矾则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或鸿儒，往来亦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痢之经。纵臂草际白，粪味夜来腾。”
该文还说：“他平时生活尚俭，风格近于墨家。一件旧布袍，一把油纸伞不离身”；“一件马褂上五颗扣子，至少一两颗无法扣上；穿布鞋，裤腿塞在长筒袜里，活像一个土老儿。”中国青年报记者张伟在《一个理性的疯子》中吴稚晖的近70岁时的“光辉形象”，仍是一身青竹布的长衫，圆口布底鞋，旧式帽子，像极了乡间老财主。好容易等到这位昔日留学生穿西装，却是用箭袖袍套改制的，穿在身上皱皱巴巴，不伦不类。”
吴稚晖先生自己外出公干或旅游，也只住小旅店，从不光顾现如今公仆们迷恋的大宾馆、大酒店。
吴稚晖先生主张“生不做寿，死不开吊”，一生不过自己的生日，也不为别人祝寿。到了生日那天，只肯独自到素面店吃一碗素面，仅是为纪念母亲分娩之难。花甲之年，上海的无锡帮为他张罗华诞，当地头面人物齐聚，唯独没有老吴头的踪影。原来，他还是从报上祝寿庆典中获知自己当天已满花甲的消息，立即逃往杭州游山玩水，留下感谢信一封，再次声明“我最反对庆寿做生日”，因而“不能陪坐，歉甚。”到了80大寿，《说文杂志》刊出《吴稚晖80大庆专集》，老寿星声称，自己是阎王爷的逃犯，偷来的人生，怕被捉拿归案，因而不能做生日。当天蒋介石夫妇送来一个大蛋糕，他则碍于面子、手下留情，没有扔掉。他将蛋糕切成小块，请上门的亲朋好友享用。亲友故旧为他筹集的10两“80大庆”黄金，则悉数被他转送家乡中学。
然而，老吴头的问题、缺点、错误与他的美德一样鲜明，因而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的榜样，不如报纸上的焦裕禄那样纯洁无瑕，十全十美，光鲜亮丽；他狂放，疯癫、嘴臭，喜欢骂人，不善团结；更令党国尴尬的是，他不惜元老威仪与书生斯文，自毁形象。民国初创，在为革命事业募捐时，他在后脑勺上故意搞了个高翘的辫子，在大舞台上扮作小丑，乱蹦乱跳，装疯卖傻，引人大笑而慷慨解囊，实在有损于当年英雄面目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体统。我坚信，像珍惜自己生命一样珍惜自己表面形象的当今高级领导干部，必定能够识别这种不讲政治的行为，并与之划清界限的。
因此，吴稚晖先生的大节、长处，还是可以成为当今高级领导干部的榜样的。（来源：369学习网 2015-09-15）
要用吴稚晖的例子来检验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尤其是检验我们今天的官场风气，我们真应该感到惭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者耿云志
当年，最高的权力与精神领袖授意全国报刊转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因而使县委书记（实际上也是为全体干部）们便有了一个价值与道德标杆。读了李新宇先生《是是非非吴稚晖》与《吴稚晖的文化思想》两文（均收录《旧梦重温——民国先知的道路探寻》一书），联想刘军宁先生关于百姓作为政治学意义上的“主人”乃至“母亲”，“有权用言论来教导统治者”的言论，俺的怪念头便溜了出来：吴稚晖先生不正是现今高级领导干部对照、学习的“楷模”幺？
按照现行《公务员法》，副部（省）长级以上是高级公务员（俗称高干），比照之下，吴稚晖先生的中央高干“资质”无须评审：早年老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北洋政府”，孙中山北上“指示国家建设大计”，很快就病入膏肓，按手谕成立5人“北京政治委员会”处理重要政务，吴稚晖就是成员；后来，他身兼中央监察常委（还有国民党中常委之说）、最高国防会议常委、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虚职”；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拒绝上任）。参照现在的级别，那些虚职与部级乃至“副国级”大体相当，军队总政主任更是正儿八经的“副国级”高干。事实上如果不是吴稚晖先生一味地拒绝，他还可能当上“正国级”大佬呢。
论吴稚晖先生在党、国的政治地位，则还要远高于所任职务，“党国政要”名副其实：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主动在英国慕名登门结识吴稚晖，两人一见如故，孙中山即邀请吴稚晖一同拜访自己的导师康德黎（盛小平：《论辛亥革命前后的吴稚晖》）。后来，吴稚晖是孙中山“政治遗嘱”、“家事遗嘱”的真正起草人（汪精卫只是修改者之一，并对病榻上的孙中山念了遗嘱稿）；北伐战争开打，党国召开誓师大会，是吴稚晖发表“重要讲话”，指示、激励出征将士，并把孙中山遗像、党旗、国旗授予蒋总司令；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是吴稚晖监督宣誓；国民政府1947年立宪，是吴稚晖代表制宪大会，向国家元首发送《中华民国宪法》。
所以，无论行政“级别”或实际政治地位，吴稚晖先生都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至于他的“一贯表现”，如果不纠缠信仰和政治倾向，吴稚晖先生“榜样的力量”对当下“高干”真应是“无穷”的呢：
一、“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的斗士
在革命年代与“人民共和”时期惯于投自己的票（甚至还要严查谁投他反对票）、以保证坐在最高官位“为人民服务”的伟大领袖曾经教导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这话说得亮亮堂堂，而吴稚晖先生则做得亮亮堂堂：孙中山先生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吴稚晖以教育家的声望被提名为教育总长，遭坚拒，几天后他“逃”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了个小编辑；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不肯上任，结果便宜了别人；1928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他坚决不干；1928年被国民政府内定为监察院院长，他婉言谢绝；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蒋介石多次请他荣登“元首”之位无果，最终“无奈”的蒋先生只得劳动自己。
“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这是吴稚晖先生重要的价值观。他坚持不做权重位高“含金量”亦高的“实官”、大官，却始终热心于革命事业。
吴稚晖先生早年就参加了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曾在北京彰仪门大街拦下散朝回府的“外交部副部长”瞿鸿禨的官轿上访，并递上转呈光绪的变法上书，因此举破坏大清“维稳”而差点吃上牢饭；在日本留学期间，为学校拒收蔡锷等人入学而发起抗议，被判递解出境，性情暴烈的吴稚晖写下绝命书，途中跳河自杀，后被日警救起。梁启超钦佩之至，撰文盛赞“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利权思想”，使吴稚晖立即成为大英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吴稚晖抱定“入地狱”的决心加盟，成为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元老；第二年在法国创立“世界社”，发刊《新世界》，从政治上力鼎孙中山；20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应孙中山“及早回国，共举民国大业”之邀，从欧洲赶回上海与孙中山汇合；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他相随南京，与“孙中山同室而居，并榻而眠。”当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他着眼于中国统一，全力支持；他发起成立留法、留英学会，设立北京预备学校，还先后向国外输送了3批留学生（周恩来、蔡和森等人也追随其中）；他受孙中山委托，在北京创办海外补习学校（后人戏谑为“少年党校”），专门招收国民革命的“红二代”、“红三代”（有孙中山的2个孙子，蒋介石的儿子，汪精卫的儿与女，李济深的儿子、朱执信的儿子等），并亲任“太傅”，培育管教“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为问国事，吴稚晖先生接受了“党中央”与中央政府一系列监督、质询的虚职。在履行职责的时候，这位“党国元老”不讲情面，是愤怒的斗士。他不仅竭尽批评、贬损、讥讽之能事，还常常破口大骂，几近“疯子”。“谣传”他曾抡起拐杖追打军统头子戴笠，边追边骂，戴笠抱头鼠窜，吴稚晖仍追骂：“可惜哎，撵不上这个狗杂种。”他虽一贯立场坚定，爱“蒋介石的国”，与党国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但当老蒋利用吴稚晖诱捕李济深时，老吴头气得让卫队长转告领袖：“他是婊子养的！”党国召开会议，老吴头大白天提着灯笼赴会，迎上前来的蒋委员长不解：“稚晖公，大白天开会，你打个灯笼来干什么呀？”“稚晖公”摇头晃脑地学着委员长的宁波腔：“娘希匹，这里太黑暗，太黑暗了！”令委员长当即惊出一身冷汗。早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参谒明孝陵以示正统，即引来吴稚晖的尖锐批评：主张民权的总统，不应参拜专制帝王。这位中监委常委，连开国总统、党中央“主席”都一一“妄议”、照监不误，其监督“中央”的气场之强，可见一斑。
在上世纪初的文化论争中，吴稚晖先生认定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现代文明的统一体。这位 “国学本来就出类拔萃的”学者，明知“国学另有相当的价值”，却放眼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坚定地捍卫“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新思维，主张中国社会不仅要请“德先生”与“赛先生”主事，还要迎入“穆姑娘”（即西方道德）来调教。他还站在“西方现代文明的积极引进者和捍卫者”的立场上，对梁启超、梁漱溟父子鼓吹的中国“佛、儒、道”传统秩序，进行系统的、严厉而深刻的批判。面对五四落潮之际国学被戴上“新文化”面具的大倒退，吴稚晖针针见血地怒斥：“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并敏锐地揭示：“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
因此，吴稚晖先生被同为“无政府主义”学者的梁冰弦称为二十世纪中国青年的导师、革命的大帅，人道的护法尊者；胡适盛赞他是“中国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李新宇在书中评价他是“新文化运动中历史无法忽视的主将”。
二、学贯中西的知识型领导干部
吴稚晖先生自幼开始熟读四书五经，也曾秀才、举人、进士地登攀，求取功名，后来虽3次参加会试受挫，未中进士，却也先后在著名的江阴南菁书院和苏州紫阳书院苦读，对“四书五经”、说文、音韵、训诂等研究得很深，他的八股文在江南一带颇有名气，因而自诩“陋儒”。在创办“少年党校”期间，他亲掌国学、经史教席，专门传授传统文化知识。“甲午”惨败，大清在民众压力之下“改革开放”，他在留学潮中两次留学日本，并远赴英国、法国，学习强国富民之道。回国后曾在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和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任国文教习。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特请吴稚晖当学监（被拒），后来他热心推动中国学生赴欧留学，带领108人赴法，在里昂做了中法大学第一任校长。
吴稚晖先生在中国首开先河，为汉字注音。他是国语读音统一会会长，主持召开全国读音统一会会议，主持制定注音字母，后来在此基础上取6000余字编辑《国音字典》，以文字注音为基础，在民国推广“普通话”——国语。他主持国语推行委会，修订标准音，审定颁布国家文本《国音常用字沁》等多种国语书籍；编制《汉语拼音表》、《注音符号》等教材，热心于国语通俗、简易、普及工作。
吴稚晖先生到日本、欧洲后，被欧洲哲学以及天文、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深深吸引，努力钻研，从此“对科学有坚定的信仰”，“曾经翻译《天演学图解》和《物种原始》等书，积极介绍进化论思想和科学知识”，“鼓吹科学和工业文明”，“始终维护着科学、理性和批判精神，致力于文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并且“观点鲜明，始终如一，不为潮流而动，表现了一种难得的执着与坚定。”
吴稚晖先生以“漆黑一团的宇宙观”科学地阐释宇宙如何之大，又如何之小；宇宙怎样起源，又怎样完结。他以一系列独创的词汇，通俗地解释宇宙、天体、地球、生命、人类、精神现象的演化，否认脱离物质的精神存在。他认为，在宇宙中太阳尚“一钱不值”，人的生命又能怎样？他认为人生就是“两手动物唱戏”，全部问题就是如何把这戏唱得精彩，由此建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创造人生价值。对吴稚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胡适深表敬意，“感谢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明白阐述”。
在清末民初、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中国，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教育家，吴稚晖掌握的科学理论是很新的、理解是独到的、传播是坚定的。他活到老、学到老，一生没有像样的财富，只有两万多本书和二三十箱文稿、信件、剪报相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习型”高级领导干部。吴稚晖一生的重要著作有《客座谈话》、《上下古今谈》、《荒古原人史》、《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注音符号作用之辨证》、《稚晖文存》等，在台湾出版的有《吴稚晖先生选集》（上、下册）、《吴敬恒选集》（共13册，），著作、译著等身。
196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3届大会举荐吴稚晖先生为“世纪伟人”，这是全世界华人中的唯一。
三、清贫廉洁一生的高级“公务员”
身为党国政要的吴稚晖先生出身贫寒，一生简朴，不摆架子，厌恶排场，习惯过贫民生活，粗茶淡饭，不烟不酒。民国政府建立以后，一些革命党人在奢靡腐败之风中迷失。吴稚晖与蔡元培、汪精卫等在上海创立“进德会”，倡导并自守“进德八条”：不赌博、不狎妓、不置妾；不为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但凡“革命老干部”入会，须严守前三条，后三条则允许自愿遵守。
当局分配了高级住房，吴稚晖都拒不接受，只肯“蜗居”大饼店楼上，或是平民区的旧房。他家中陈设简陋，卧室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一把旧藤椅，几把客人坐的靠背椅，此外就是书报杂志和一只马桶。没有沙发、古玩、名人字画，更没有当时时髦体面的收音机、电风扇等家用电器。会客及自己吃、喝、拉、撒、睡，读写、办公、会客等都在一个房间内解决。蒋介石好意请他入住黄山蒋氏官邸，吴亦谢绝：“住你的金窝很富，哪有我的柴窝好。”
据《人物》文章《政治圈外的吴稚晖：一个坏透了的好人》记载：“抗战时他在重庆，住房简陋，10平米左右，前面是一间杂货铺。一桌一床，旧蚊帐，青布被，硬枕头。小竹桌上摆满油盐酱醋。他戏作《斗室铭》自娱：“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在洁，有矾则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或鸿儒，往来亦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痢之经。纵臂草际白，粪味夜来腾。”
该文还说：“他平时生活尚俭，风格近于墨家。一件旧布袍，一把油纸伞不离身”；“一件马褂上五颗扣子，至少一两颗无法扣上；穿布鞋，裤腿塞在长筒袜里，活像一个土老儿。”中国青年报记者张伟在《一个理性的疯子》中吴稚晖的近70岁时的“光辉形象”，仍是一身青竹布的长衫，圆口布底鞋，旧式帽子，像极了乡间老财主。好容易等到这位昔日留学生穿西装，却是用箭袖袍套改制的，穿在身上皱皱巴巴，不伦不类。”
吴稚晖先生自己外出公干或旅游，也只住小旅店，从不光顾现如今公仆们迷恋的大宾馆、大酒店。
吴稚晖先生主张“生不做寿，死不开吊”，一生不过自己的生日，也不为别人祝寿。到了生日那天，只肯独自到素面店吃一碗素面，仅是为纪念母亲分娩之难。花甲之年，上海的无锡帮为他张罗华诞，当地头面人物齐聚，唯独没有老吴头的踪影。原来，他还是从报上祝寿庆典中获知自己当天已满花甲的消息，立即逃往杭州游山玩水，留下感谢信一封，再次声明“我最反对庆寿做生日”，因而“不能陪坐，歉甚。”到了80大寿，《说文杂志》刊出《吴稚晖80大庆专集》，老寿星声称，自己是阎王爷的逃犯，偷来的人生，怕被捉拿归案，因而不能做生日。当天蒋介石夫妇送来一个大蛋糕，他则碍于面子、手下留情，没有扔掉。他将蛋糕切成小块，请上门的亲朋好友享用。亲友故旧为他筹集的10两“80大庆”黄金，则悉数被他转送家乡中学。
然而，老吴头的问题、缺点、错误与他的美德一样鲜明，因而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的榜样，不如报纸上的焦裕禄那样纯洁无瑕，十全十美，光鲜亮丽；他狂放，疯癫、嘴臭，喜欢骂人，不善团结；更令党国尴尬的是，他不惜元老威仪与书生斯文，自毁形象。民国初创，在为革命事业募捐时，他在后脑勺上故意搞了个高翘的辫子，在大舞台上扮作小丑，乱蹦乱跳，装疯卖傻，引人大笑而慷慨解囊，实在有损于当年英雄面目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体统。我坚信，像珍惜自己生命一样珍惜自己表面形象的当今高级领导干部，必定能够识别这种不讲政治的行为，并与之划清界限的。
因此，吴稚晖先生的大节、长处，还是可以成为当今高级领导干部的榜样的。（来源：369学习网 2015-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