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陈星聚由福建古田知县被调往台湾；1885年，知府陈星聚病逝于台北。短短12年间，台湾建起了一座雄伟的城池，在经济、文化多方面得到了迅猛发展，但这位台北知府还是在忧郁之中去世。让他不可理解的是，为何大清王朝“败也辱国，胜也辱国”，明明在台湾、镇南关两地均取得胜利，仍要开放通商口岸——这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眼里，不异于割地赔款。
不仅仅是陈星聚这样的中级官员，就是诸如李鸿章这样的朝廷重臣也难以找出救国之道。1901年，李鸿章在病榻上上疏朝廷：“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我们无法想象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因为这“一次吃亏”的背后，就是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如何才能“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李鸿章找不到办法，陈星聚自然也想不出。作为从基层干起的官员，陈星聚只能以他朴素的爱民、爱国情怀去尽自己的一份职责，勤奋地耕耘、守卫着台北城。陈星聚病逝之时，尽管《中法新约》并非让国人扬眉吐气，但毕竟保住了台湾。
这位台北知府无法想到的是，就在他逝世10年后，一纸《马关条约》将陈星聚为之“褐衣芒履，荷锸为先”台北城连同那个美丽的宝岛一同被割给了日本。“城头逢逢擂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
近代诗人黄遵宪的诗句，道破了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对台湾的一种悲愤。陈星聚九泉之下，不知该是什么样的心情。作为传统体制下的士大夫，陈星聚勤勉、为民、廉洁，但仍无法拯救这个国家于危亡之中，“三百年来伤国步”，可谓他们最为无奈的感叹。
1885年，陈星聚病逝于台北。其遗体由海运转入运河，到西华县逍遥镇，又陆转运至故里安葬，沿途皆由军民自发护送，并致路祭。清政府追封他为三品道台，并为墓园树立“御赐祭葬如例”蛟龙碑一通，供过往官民拜谒这位“一代贤吏”。
按明清两代规定，三品官员墓前可设置石虎、石羊、石马、石望柱各二件。2008年政府重修墓园时，在纪念馆的厅堂前，又依照原样复原石虎、石羊等。穿过厅堂，就是墓园。
依照看顧纪念馆的陈家后人李秋花老人介绍，墓园原先为陈家家族墓地，只有一条墓道，根据民间“爷抱孙”的墓葬习俗，墓园最北中央是陈星聚的父亲陈肃雍的墓冢，陈肃雍后人的墓冢分墓道两侧往南依次安置。
后扩建陈星聚纪念馆，为了突出这位临颍英雄，又在原有墓道西侧修了一条西墓道，直通最西侧的陈星聚墓冢。沿着西墓道而行，就是陈星聚的墓冢，直径7.5米，高2.3米。黄土堆就，青砖环砌。墓前有碑，碑前有一香案，供后人祭奠。
石碑年代久远，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上书“皇清诰授通议大夫陈长公讳星聚字耀堂、三品淑人张太君郭太君之墓”，此碑立于清光绪十五年。（未完待續）（来源：华夏经纬网  2013-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