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思想遗产值得继承并发扬光大＊耿云志
更新时间：2013-03-25 来源： 发布：腾讯读书 浏览：
今天在这里纪念杰出的革命家，为中国民主宪政作出伟大贡献的政治家宋教仁先生，令我们感慨万分。我对宋教仁先生虽然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但仅就我所了解的历史材料，已足使我对他产生崇高的敬仰之情。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谈谈我的想法。
大家知道，在清末最后十几年里，曾发生革命党与立宪派之间的激烈论争。这次论争涉及种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三方面的重大问题。但社会革命是种族革命以后的事情，当时直接面对的问题是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问题。种族革命就是推翻满清政府，政治革命就是以宪政制度取代专制制度。所以，当时两党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推翻满清政府和实行宪政两个问题。革命党人最关切的是推翻满清政府，立宪党人最关切的是争取实行宪政。我们这里没有必要再详谈双方争论的具体内容。我想指出，对于中国能否走上近代化发展道路，实行宪政与否，同是否推翻清政府相比，具有更为本质，更为深刻的意义。如果说当时人不容易认清这一点，那么，百年之后，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这一点已经是非常清楚的了。而宋教仁之可贵处就在于，他是当时革命党人中极少极少，甚至可能是唯一能够看清楚这一点的人。正因此，他没有像许多革命党人那样热心于批判和攻击立宪派，而只是指出清政府没有诚意实行立宪，批判清政府的的虚伪和愚蠢。他不把推翻清政府看作是目的；在他看来，推翻清政府只是为实行宪政扫清一个障碍。他更关心革命后如何实行宪政的问题。因此，他不去攻击立宪派，很合乎逻辑地表明，他不把立宪派看成敌人，而是看成革命后实行宪政的一个力量。由于这个原因，当其它革命党人激烈批判与攻击立宪党人时，他除了进行一系列实际的革命活动之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研究民主宪政有关的种种问题，翻译不少这方面的著作，为革命后做准备。这说明，他的思想，他的立脚点，要比他的革命党同辈们，高出一筹。
正因为宋教仁为民主宪政做了很多的思想准备，所以武昌起义之后，乃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宋教仁为引导革命后的中国走上民主宪政之路，他在立法和制度建设方面，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甫一成立，宋教仁就与湖北著名立宪派领袖合作，拟定出中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鄂州约法》。现在一般都承认，无论宋教仁是否直接参与制定《临时约法》，或其参与的程度如何，大家都不否认，《临时约法》的实质内容，基本上来源于《鄂州约法》。所以我们可以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献《临时约法》的制定，与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而《临时约法》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唯一发生重大实际作用和实际影响的宪法文献，这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法学家和宪法学者钱端升先生说的。
宋教仁在民国初年是最能身体力行，为建设民主宪政制度做出实际的贡献。他坚持主张实行内阁制。立宪政治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对权力实行限制，尤其是对最高权力实行限制。在具有数千年君主专制传统的中国，内阁制与总统制相比，其比较易于克服专制余毒是显而易见的。后来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时，原来追随孙中山，积极拥护总统制的革命党人，都转而拥护内阁制，就说明了这一点。宋教仁为排除任何专制主义，始终坚持内阁制。而且他知道，保证内阁制精神得以贯彻的最佳办法就是实行政党政治。为此，他极尽心力，把同盟会的革命党和其它民主力量联合组成实力超过其它任何党派的国民党，督率国民党进行竞选活动，赢得国会内绝对多数地位，为民主宪政造成了相当的政治基础。正因为如此，以袁世凯为首的专制势力，认定宋教仁是他们最大的敌人，才不惜用暗杀的手段对付宋教仁。所以宋教仁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真正为民主宪政牺牲的政治家。
以上三点都是从政治方面，从民主宪政方面谈宋教仁的伟大历史贡献和崇高历史地位。从前把宋教仁讥笑为“议会迷”，是完全不懂历史，不懂民主政治，是完全错误的。宋教仁不但在近代民主宪政史上有崇高的历史地位，而且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这一点迄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我现在着重地谈谈这一点。大家知道，1912年，民国刚刚成立，宋教仁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一个“社会改良会”。由宋教仁起草的这个改良会的宣言虽很简短，却极端重要。宣言全文不过300余字，其中180余字是说民主共和国国民应具备之思想素质。而这些素质，宋教仁都把它们归入人道主义的范畴。然后说：“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这里实是以民主思想与科学思想并举，这与三年之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其意义相当相近，故可以说宋教仁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先驱。我觉得这样说并不过分。宋教仁的思想在当时，实属同辈中之最先进者。
要顺便说一下，这篇宣言是宋教仁参加以蔡元培为团长的迎接袁世凯南下专使团，在北上的轮船中起草的。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全集》中，也收入此文，将其视为蔡元培的作品。我以为不确。蔡元培是团长，其北上迎袁责任重大，不大可能去思考与此无关的其它问题，更不大可能亲自动笔起草这样一个宣言。当时习惯，发起动议的人，为了扩大影响，需要请一位德高望重者领衔。而起草宣言，联络同志等事，则都是发起动议者的责任。我觉得宋教仁是这篇宣言的执笔者，应无疑义。综上所述，宋教仁既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最有贡献的杰出的政治家，又是一位新文化的先驱者。他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来源：腾讯读书 2013年03月20日）
大家知道，在清末最后十几年里，曾发生革命党与立宪派之间的激烈论争。这次论争涉及种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三方面的重大问题。但社会革命是种族革命以后的事情，当时直接面对的问题是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问题。种族革命就是推翻满清政府，政治革命就是以宪政制度取代专制制度。所以，当时两党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推翻满清政府和实行宪政两个问题。革命党人最关切的是推翻满清政府，立宪党人最关切的是争取实行宪政。我们这里没有必要再详谈双方争论的具体内容。我想指出，对于中国能否走上近代化发展道路，实行宪政与否，同是否推翻清政府相比，具有更为本质，更为深刻的意义。如果说当时人不容易认清这一点，那么，百年之后，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这一点已经是非常清楚的了。而宋教仁之可贵处就在于，他是当时革命党人中极少极少，甚至可能是唯一能够看清楚这一点的人。正因此，他没有像许多革命党人那样热心于批判和攻击立宪派，而只是指出清政府没有诚意实行立宪，批判清政府的的虚伪和愚蠢。他不把推翻清政府看作是目的；在他看来，推翻清政府只是为实行宪政扫清一个障碍。他更关心革命后如何实行宪政的问题。因此，他不去攻击立宪派，很合乎逻辑地表明，他不把立宪派看成敌人，而是看成革命后实行宪政的一个力量。由于这个原因，当其它革命党人激烈批判与攻击立宪党人时，他除了进行一系列实际的革命活动之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研究民主宪政有关的种种问题，翻译不少这方面的著作，为革命后做准备。这说明，他的思想，他的立脚点，要比他的革命党同辈们，高出一筹。
正因为宋教仁为民主宪政做了很多的思想准备，所以武昌起义之后，乃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宋教仁为引导革命后的中国走上民主宪政之路，他在立法和制度建设方面，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甫一成立，宋教仁就与湖北著名立宪派领袖合作，拟定出中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鄂州约法》。现在一般都承认，无论宋教仁是否直接参与制定《临时约法》，或其参与的程度如何，大家都不否认，《临时约法》的实质内容，基本上来源于《鄂州约法》。所以我们可以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献《临时约法》的制定，与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而《临时约法》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唯一发生重大实际作用和实际影响的宪法文献，这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法学家和宪法学者钱端升先生说的。
宋教仁在民国初年是最能身体力行，为建设民主宪政制度做出实际的贡献。他坚持主张实行内阁制。立宪政治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对权力实行限制，尤其是对最高权力实行限制。在具有数千年君主专制传统的中国，内阁制与总统制相比，其比较易于克服专制余毒是显而易见的。后来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时，原来追随孙中山，积极拥护总统制的革命党人，都转而拥护内阁制，就说明了这一点。宋教仁为排除任何专制主义，始终坚持内阁制。而且他知道，保证内阁制精神得以贯彻的最佳办法就是实行政党政治。为此，他极尽心力，把同盟会的革命党和其它民主力量联合组成实力超过其它任何党派的国民党，督率国民党进行竞选活动，赢得国会内绝对多数地位，为民主宪政造成了相当的政治基础。正因为如此，以袁世凯为首的专制势力，认定宋教仁是他们最大的敌人，才不惜用暗杀的手段对付宋教仁。所以宋教仁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真正为民主宪政牺牲的政治家。
以上三点都是从政治方面，从民主宪政方面谈宋教仁的伟大历史贡献和崇高历史地位。从前把宋教仁讥笑为“议会迷”，是完全不懂历史，不懂民主政治，是完全错误的。宋教仁不但在近代民主宪政史上有崇高的历史地位，而且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这一点迄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我现在着重地谈谈这一点。大家知道，1912年，民国刚刚成立，宋教仁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一个“社会改良会”。由宋教仁起草的这个改良会的宣言虽很简短，却极端重要。宣言全文不过300余字，其中180余字是说民主共和国国民应具备之思想素质。而这些素质，宋教仁都把它们归入人道主义的范畴。然后说：“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这里实是以民主思想与科学思想并举，这与三年之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其意义相当相近，故可以说宋教仁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先驱。我觉得这样说并不过分。宋教仁的思想在当时，实属同辈中之最先进者。
要顺便说一下，这篇宣言是宋教仁参加以蔡元培为团长的迎接袁世凯南下专使团，在北上的轮船中起草的。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全集》中，也收入此文，将其视为蔡元培的作品。我以为不确。蔡元培是团长，其北上迎袁责任重大，不大可能去思考与此无关的其它问题，更不大可能亲自动笔起草这样一个宣言。当时习惯，发起动议的人，为了扩大影响，需要请一位德高望重者领衔。而起草宣言，联络同志等事，则都是发起动议者的责任。我觉得宋教仁是这篇宣言的执笔者，应无疑义。综上所述，宋教仁既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最有贡献的杰出的政治家，又是一位新文化的先驱者。他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来源：腾讯读书 2013年0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