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通史》上卷174称基隆、高雄：“古为荒昧之域也，其地固土番部落，地绝北，草衣木食之民，自生自养，林深瘴盛。而通商之大埠也，煤矿之利取之无穷”，与《临海水土异物志》记录的夷洲台中地理和矿山分布十分相附。还记录了夷洲人民，善于战斗，“唯用鹿骼为矛以战斗，磨砺青石为弓矢”；又有浓烈海洋生活习俗：“取生肉杂烩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以为上肴”。还提到早期文化、风俗民情的情况，和浙闽沿海十分相似：“洲上人民，载歌善舞，父母死亡，杀犬祭亡，饮酒歌舞毕，乃悬着高山岩石之间”。这与《北史•流求传》所载也十分一致：“其民歌呼蹋蹄，一人唱，众人和，音颇哀怨，扶女子上膊，摇水而舞”，和台州的民情风俗，叹有惊奇的雷同。唐开元年间，浙东爆发台州农民大起义，波及浙闽苏皖赣五省之地，“积众二十余万”，当时起义领袖台州临海人袁晁就是用古越民间流行的“牛酒啸聚”仪式发动人民，积聚兵众：“其渠帅乃奉牛酒以劳军”。《唐书》称浙东西观察使韩滉为镇压起义，曾严禁牛酒啸聚：“乃禁屠牛以绝其谋，罪涉疑似必诛，一判即数十人，下皆愁怖”。
值得强调的是沈莹在该志描述台湾人民生活风土习俗：“唯用鹿骼为矛以战斗，磨厉青石为弓矢”，“取生肉杂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以为上肴”，和“地产铜铁，自铸兵器”，“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洲相似”等，至今台州亦有相似文物发现，台州人民还保留了一些生活习俗。自然，沈莹了解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的一些真实情况，故吴壮达先生认为：“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记夷洲之事当在公元230年一役之后，它的材料主要来源也可能与此役有关，或直接从此役取得”（《台湾的开发》第5-6页）。总之，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为沈氏撰写该《志》提供宝贵而丰富的材料，故其《志》注引：“夷洲去临海东”，不注句章、福州。“临海东出海”，当是此役出海港口之确指无疑。
其四，卫温、诸葛直率军出使台湾，从章安出海另一重要原因，是当时浙东爆发频繁的山越动乱，且夷洲人民中，亦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浙闽沿海迁移飘洋过去的。东吴山越主要散居在今浙、赣、闽、皖和苏南诸地，孙氏割据江东并向东南沿海开拓，一是遭到当地山越反抗，二是吴郡会稽世族的权争利夺；构成吴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孙吴统治集团把山越视为“心腹之大患”。东吴著名大将陆逊在其初出时，即对孙权曰：“山越旧恶，依险阻地，心腹未平，难以图远”；名噪江东，为孙权赞为“功轶古人，勋超前世”的诸葛恪，就是在担任丹阳太守期间，坚壁清野，剿抚兼施，用了整三年时间，才平定了丹阳和吴郡两界的山越，迫使十万山越出山归降。东吴平定山越战事，频繁迭起，屡平屡起，继而复始，严重影响了东吴政局和三国竞争的形势，终使东吴政权下决心，全面制定由西向东的彻底平定山越的政治军事的谋划与战略，最后追击山越到浙闽沿海，迫使他们逃亡海洋、流窜山林。卫温、诸葛直率众万人，当与浮海追击逃亡海上的山越有密切关系，故《吴主传》载：“夷洲殊方异域，欲俘其民以益众”，以充实兵源战马，强固海防、海运、海交活动。
其五，孙权竞争海内统一，吴国濒临东南沿海，在魏蜀吴三国竞争的斗争中，政治、军事的优势和实力，诚不如魏、蜀，史载：“曹魏势强，蜀汉义正，吴介其间，所皆不敌”；其最突出的经济、地理形胜的优势，就是有辽阔的海洋、海域，据有出海的重要基地，只有大规模开发海疆，发展开拓海洋、海产、海运、海港事业，孙吴才能战胜魏蜀，完成历史使命。孙权是我国历史上大力开拓海洋、海域最英明杰出的君主。228年孙权称帝，雄心勃勃：“今汉吴既盟，益力一心，同伐魏贼，普天一统”。他制定了全面开拓东南沿海的宏伟计划，“舟楫为舆马，巨海化夷庚”，力争达到秦皇、汉武难以实现的“东方海洋大国”。他曾派遣张弥、周贺等七次远征辽东，深入高句骊，史载：“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将兵万人，金宝珠货，九赐备物，乘海至辽东”，结果“公孙渊称藩于吴”。其后秦旦、张群一支小分队穿过崚岖山谷，“远至高句骊”。其后又派遣吕岱远涉海南，“既定交州，复讨九真”。又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朱应、康泰“南宣国化，既缴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史载“黄武五年大秦贾人秦论来交趾，太守吴邈遣使诣权，权问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权差使会稽吴咸，送论于道物故，往还本国”。东吴海洋开拓，海外交往，已经波及东亚、东南亚，并和非洲、大秦亦有间接往来，而有辉煌建绩。
关于东吴远规夷洲的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和计划，孙权还是经群臣集体研究谋划的。《资治通鉴》卷七一记引《陆逊传》：“太和四年（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吴主使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欲俘其民以益众。陆逊、全综皆谏，以为桓王创基，兵不一旅，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不当远涉不毛，万里袭人，风波难测，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损。滋利反害，且其民犹禽兽，得之不足济事，无之不足亏众，吴主不听”。是知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是经廷议之大事，最后一切由吴主亲自断定。总之，孙权裁定章安出使夷洲，显然是因章安为在东南沿海的东吴政治军事重地，南北海运中枢地带，又是山越甫定的要地，山海浩漫，由之乘胜出海穷追远逸之山越，虽有困难，但相对而言，最为适宜、便利。若福州，则其时道路悬远，山川多阻，若其重新经营一个远征基地，非惟指挥不便，抑且形胜地利，亦有所不能。
至于卫温诸葛直率师万余人，远规台湾的历史壮剧，带着华夏一统的使命，历经千辛万苦，艰难险阻，最后以“无功而被诛”的悲剧结束，原因极其复杂。一是孙权和魏蜀竞争海内一统，“规万年之计，建海上强国的不世之略”，开疆拓土，积极开发江南，发展海上航运事业，这是他立国的基础，也是抗衡魏蜀的最主要政治军事的战略。惜在卫温诸葛直远征，并没有完成孙权预定的计划和远征的目标。再者“虽俘千余夷洲之众，但未获战马，士卒疾疫死者十之八九；”又“远涉不毛，万里袭人，既未建置城池，亦无遣使奉贡，而称藩于吴”；而且乘胜出海、穷追远逸山越，也没有达到明显的积极效果。三者此行正中太和四年陆逊、全综等庭议之所反复“皆谏”：“得之不足济事，无之不足亏众”，“滋利反害，欲益更损”。诚不如三次南下海南，扶南、林邑，七次北去辽东、高丽，所取得的实际战绩：“奋击七郡百蛮”，“斩获以万数”，“并献貉、马”；“南宣国化，扶南、林邑，堂明诸正，各遣使奉贡”。所以《吴主传》云：孙权晚年，“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更滋”，终以“违诏无功，下狱诛”，成了千古历史悲剧，引人深思，令后人无限感慨而悲叹。（作者为台州学院教授，本文由台州市卫温船队远航台湾研究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