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永宁、侯官长的贺齐，《三国志》称其战舰：“雕刻丹镂，青益绛檐，千橹戈矛，皆取上材”，又说“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黄武元年(222年)，魏将曹休伐吴，拒于新市，史称吴军将士失色，“赖(贺)齐以道远至，诸将倚以为势，休等惮之，遂引军还”。因贺齐所率战舰“勇力精锐，疾行如飞”，故曹军望而生畏，只好退兵。贺齐为永宁、侯官长，又领东南都尉，其所率战舰应是永宁、建安一带船屯所造，可以南下南海，远至江淮，故云“以道远至”。
    东吴在东南沿海航运的主要枢纽，一是句章、二是章安、三为东冶。句章，即今宁波，是我国东南沿海最早崛起的古港。章安在临海郡之东，即今椒江，是古代东南沿海的政治、军事重镇。两汉时期所建置的回浦(县)、东部都尉，治所均设在章安，其地“灵江汇其趾、海门峙其门”。东晋成公绥为章安令时，已是“东西列街市，高桥跨中央，湾环互轻舸，浦溆会经商”的海港贸易城市了。船舶北去乍浦、辽东；南下闽广，更加频繁起来。东冶，前汉时，应为台温，后汉则为福州，也是重要的海港，《后汉书．东夷传》云：“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不敢还，遂止此州(指澶洲和夷洲)”，又说“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可见，章安据于句章、东冶中间，又是章安、临海郡治所，地位十分显要，两汉时期，临海郡沿海和台湾、海南岛一带已有密切的民间海上交往。因此即便在三国初期的纷乱期间，这三带的船舶还是畅通无阻。《三国志．许靖传》载许靖由山东避乱南下会稽，其后“会稽倾覆，便与袁沛、邓子孝等涉浮沧海，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既至交趾”。由此看来许靖南下越南交趾时，曾停靠传统的东南海道章安，由东瓯、闽越，然后再浮海到达交趾。
    东吴在东南沿海的活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还是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人船队远适夷洲一事。对此《三国志》和《资治通鉴》都有简略记载：黄龙二年(230年)春，“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澶州……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孙权派遣卫温、诸葛直远征夷洲、澶州。最主要恐怕是三个原因：其一，因其洲有数万家，掳来可以补充民力，扩大军额。其二，积极向东南沿海和海南拓展，以壮大军事、经济实力。其三，出于政治目的，对内事穷追逃逸海上的山越；对外，犹如孙权远适辽东与公孙渊结盟一样，扩充地盘，以在海上与曹魏抗争。
    关于卫温、诸葛直出海地点，史家颇有争议，有说句章、东冶；也有说章安。笔者在1981年发表在第23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史》的《东吴海外拓展和卫温诸葛直从章安出使台湾》和《中国水运史研究》、1988年第4期的《东吴卫温诸葛直远航台湾出海港口考析》两文中，已有过专题分析和探讨。两文就考析此行所载的有关史籍；章安、临海、黄岩考古发掘所得文物；以及东吴发生在浙东闽北山越动乱等几个方面予以论证，断定这次“远航夷洲”是在临海郡治章安出海的。这不仅是因为章安是秦汉以来东南沿海与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政治军事重镇、郡治中心，和当地的农业品、手工业品，特别是铁器工具、铜器、瓷器、纺织、制革、盐卤业比较发达，可以用作贡品，予以交换，还因章安是古代浙闽沿海通往台湾的传统转运站，从春秋战国至汉末三国初，民间往来就十分频繁。并且还特别强调浙闽山越动乱，对选定这次出海地点的重要意义：“是知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是经廷议之大事，一切由吴主亲自断定。浙东章安是山越甫定之要地，山海浩漫，由之乘胜穷追远逸之山越，实为便利。若东冶，则其时道路悬远，山川多阻，其重新经营一个远征基地，非惟指挥不便，抑且形势地利，亦有所不能。”
    这次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余将领和兵众，出海规模很大，且在海上活动一年，其后又带回“夷洲数千人还“，这在中国航海史上亦属罕见的历史壮举。孙权遣使浮海远航，一般都带去陆上大量对象、典籍、珍宝，如张弥、许晏、贺达出使辽东公刊、渊，“带去金宝珍舞，乘海授渊”。此行亦应相仿。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近代有不少日本考古学者，在台湾发现东吴砌筑城郭的指掌型古砖，研究台湾史家吴壮达教授就认为：“关于这种古砖的发现，与其说是由于当时台湾与丈陆进行经济交换的结果，毋宁说是这次远征所遗留的物证”，这有力地说明东吴远征台湾主要目的是开拓疆土，建立城池，实现“普天一统”。文革前期，据临海博物馆同志称在椒江曾发现一三国两都尉、校尉的管印，可能与卫温、诸葛直出使夷洲此行有关，可惜至今已流失他乡。这次出使台湾，自然影响涉及各个领域，这不仅使大陆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和浙闽沿海手工产品大量传入台湾，也促使这一地区人民移入台湾，从事开发台湾的事业。
这就大大加快了台湾和大陆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推动这一地区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并且还为沈莹撰写台湾和浙闽沿海的《临海水土异物志》，提供了直接而宝贵的资料。诚如张崇根在《孙吴对台湾经营》一文所评：“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可说和秦朝统一南越，汉朝统一东越、闽越一样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惜在卫温、诸葛直台湾之行，疾疫死者十之八九，穷追远逸的山越又未取得实际的成果；且军行一年多，所率万人舰队又未能在台湾坚守下来；最后仍不免为“果于杀戳，性多嫌忌”的孙权，因“违诏无功”之罪而被诛杀。我国的历史记下了卫温、诸葛直出使夷洲的伟大业绩，但其本人却是以悲剧结束的。（本文作者为原台州市政协副主席、台州学院历史系教授）（台州市卫温船队远航台湾研究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