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海外拓展和临海郡海上航运(中)* 叶哲明
更新时间:2013-03-14 来源: 发布:叶哲明 浏览:
从军事上看,孙氏政权立国江东,与魏蜀抗衡,要扩展势力,首先遭到以越族后裔为主体的东南沿海居民——山越的反抗。以当地名望家族为核心而形成的地缘、血缘的地方性的豪族共同体,对孙氏政权立足江东构成严重威胁。他们或聚居滨海海域,或丛林山谷,或“滨于江海之上”,民风强悍、善于兵站。因此如何平定山越,安定东南海域,就成了东吴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故孙氏政权立国之初就把山越动乱,视为“心腹之大患”。东吴著名太将陆逊在其初出时,即和孙权说:“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历观《三国志.吴书》有关列传,孙氏政权的主要军事将领,几乎没有一个不参予平定山越动乱的战事。由于采用“罗兵幽阻,但缮藩篱”,“弱者为民、强者为兵”的方针和政策,迫伎沿海山越逃窜山林海岛;因此,东吴统治者不得不派遣船队,穷追远遁江海的山越。临海郡是山越聚居的重心,其沿海一带是东吴海上航运的枢纽,自然也是军事上追剿山越的关键据点。如章安、永宁、候官、东冶,就是东吴剿灭山越的大将贺齐、全宗、吕岱等的政治、军事重镇。为孙权誉为“今定天下,非君谁与”的贺齐,就是以代永宁长、候官长、南部都尉长得名义,平定了浙闽沿海的山越。东吴平定山越,追击逃逸海上的山越余众,对于海道的开辟,在客观上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如孙权派遣大将吕岱远征南洋、东南亚;卫温、诸葛直出征夷洲;康泰、朱就出使海南诸国,就是这一政策和战略继续的有力证明。
从历史传统上看,东南沿海一带航海活动,早在西周时期就有明确的记载:周成王时有“于越献舟”。越人一向以造船航海为其特长,《越绝书》称:“夫越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则飘风,去则难从。”越国造船相当发达,有用于海战的戈船、楼船,也有民间自用的扁舟、轻舟。朱光斤在《中国古代航海史》中,引《汉书.朱买臣传》:“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称越国人民,由泉州港出发,漂洋过海,“舟行三日到达澎湖屿”澎湖屿应是东越国的“外越”。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春秋战国期间,越人泛海至檀洲、夷洲者,并说夷洲有象征越王的统治物证:“夷洲在临海东,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石也。”说明会稽山的临海郡,和台湾和海南岛早有一条传统的历史航道,所以《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卫温、诸葛直远征夷洲和檀洲时,先记秦始皇令徐福出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的史事,然后说:“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入海行。”会稽东县指的就是临海郡,即今浙南闽北沿海。看来,古代浙闽和台湾、海南已有比较稳定的海上航道,互通有无,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汉武帝时期,国力昌盛,经济繁荣,商贸、文化和军事活动也相当频繁,当时章安、永宁、候官、东冶诸港口,因出于国内统一和对外拓展的需要,已经开辟出北去辽东、高丽、日本;南及海南、南亚、东非,连成一线的古代国际航海大发展的新航道线。所以《后汉书》记载这一时期的海内外航海盛况就称:“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汉时的东冶,有说在今福州、温州,亦有说在今章安、黄岩的,皆为临海郡辖区。证明浙闽沿海的临海郡是当时国内南北航海的重心地区。
东汉末三国初北方大乱,东南沿海相对稳定,海上交通依然畅通无阻。北方士人恒哗、袁忠、许靖等避乱南下,经东南沿海的永宁、东冶,再南去海南的。会稽太守王郎在抗拒孙策失败后,虞翻随从浮海南下至东瓦、侯官的,《吴书.虞翻传》:“孙策征会稽,王郎亡走浮海,翻追随营护,到东部侯官(今福州),侯官长闭城不受,翻往说之,然后见纳”。后来虞翻被孙权流放交州,隔了十余年,孙权“促下问交州,翻若尚存者,给其人船,发遣还都,若以亡者,东南沿海和海外的航运,特别是临海郡沿海至海南各地,还是比较便捷的。
东吴时期海外拓展与临海郡的海运概况,史家关注不足,典籍所及,亦较疏略。正史《三国志》、《后汉书》所录,也语焉不详;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康泰、朱应《外国传》等,也散佚不全。就是临海郡志《临海记》,以及后来的《赤城志》、《台州府志》等,所记也是残阙,简略不多。所以《台州府志》编撰者喻长霖断言:“吾台古称荒域,僻处海滨,三代之时,人物无闻,汉晋以来,表有间见”。至于涉及海运,海交史者,更少有问津者。
东吴割据江东向海外拓展,主要方向有三方面:一是东北向辽东和朝鲜:二是南向海南、东南亚和南洋群岛:三是东向夷洲(台湾)、日本。以其目的而言,有属于政治军事性的开疆拓土,也有出于经济文化和商贸的交往。其一东北方面、其二海南方面,本文暂且略而不谈。
而在东南方面,自汉武帝平定了闽浙一带的瓯越和闽越,东南沿海和夷洲(台湾)的交往就更加频繁起来。加之东南沿海人民擅长航海的历史传统,浙江和福建,福建和海南之间的交往活动有了进一步发展。东吴在浙闽临海郡海域兴建了许多造船基地:如永宁、横阳(浙江平阳)、温麻(福建连江)、建安(福建建安一带)等均设有专门营造海船的船屯,拥有一支庞大的造船工匠队伍。东吴还把犯罪官吏,遣送船屯作为苦力,如会稽太守郭诞,因隐瞒“会稽妖言章安侯奋当为天子”,“送付建安作船”。中书令张尚,“因言谈失妥”,亦送付“建安作船”。周处的《风土记》称临海郡永宁,温麻造船非常著名、种类繁多、制作精巧,颇具规模:“小曰舟、大曰船,温麻五会者,永年县出豫林,合五版以为大船,因以五会为名也。”东吴还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史称“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水师备有各种战舰如蒙冲、斗舰、赤马等。(本文未完待续,作者为原台州市政协副主席、台州学院历史系教授)(台州市卫温船队远航台湾研究会提供)
从历史传统上看,东南沿海一带航海活动,早在西周时期就有明确的记载:周成王时有“于越献舟”。越人一向以造船航海为其特长,《越绝书》称:“夫越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则飘风,去则难从。”越国造船相当发达,有用于海战的戈船、楼船,也有民间自用的扁舟、轻舟。朱光斤在《中国古代航海史》中,引《汉书.朱买臣传》:“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称越国人民,由泉州港出发,漂洋过海,“舟行三日到达澎湖屿”澎湖屿应是东越国的“外越”。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春秋战国期间,越人泛海至檀洲、夷洲者,并说夷洲有象征越王的统治物证:“夷洲在临海东,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石也。”说明会稽山的临海郡,和台湾和海南岛早有一条传统的历史航道,所以《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卫温、诸葛直远征夷洲和檀洲时,先记秦始皇令徐福出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的史事,然后说:“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入海行。”会稽东县指的就是临海郡,即今浙南闽北沿海。看来,古代浙闽和台湾、海南已有比较稳定的海上航道,互通有无,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汉武帝时期,国力昌盛,经济繁荣,商贸、文化和军事活动也相当频繁,当时章安、永宁、候官、东冶诸港口,因出于国内统一和对外拓展的需要,已经开辟出北去辽东、高丽、日本;南及海南、南亚、东非,连成一线的古代国际航海大发展的新航道线。所以《后汉书》记载这一时期的海内外航海盛况就称:“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汉时的东冶,有说在今福州、温州,亦有说在今章安、黄岩的,皆为临海郡辖区。证明浙闽沿海的临海郡是当时国内南北航海的重心地区。
东汉末三国初北方大乱,东南沿海相对稳定,海上交通依然畅通无阻。北方士人恒哗、袁忠、许靖等避乱南下,经东南沿海的永宁、东冶,再南去海南的。会稽太守王郎在抗拒孙策失败后,虞翻随从浮海南下至东瓦、侯官的,《吴书.虞翻传》:“孙策征会稽,王郎亡走浮海,翻追随营护,到东部侯官(今福州),侯官长闭城不受,翻往说之,然后见纳”。后来虞翻被孙权流放交州,隔了十余年,孙权“促下问交州,翻若尚存者,给其人船,发遣还都,若以亡者,东南沿海和海外的航运,特别是临海郡沿海至海南各地,还是比较便捷的。
东吴时期海外拓展与临海郡的海运概况,史家关注不足,典籍所及,亦较疏略。正史《三国志》、《后汉书》所录,也语焉不详;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康泰、朱应《外国传》等,也散佚不全。就是临海郡志《临海记》,以及后来的《赤城志》、《台州府志》等,所记也是残阙,简略不多。所以《台州府志》编撰者喻长霖断言:“吾台古称荒域,僻处海滨,三代之时,人物无闻,汉晋以来,表有间见”。至于涉及海运,海交史者,更少有问津者。
东吴割据江东向海外拓展,主要方向有三方面:一是东北向辽东和朝鲜:二是南向海南、东南亚和南洋群岛:三是东向夷洲(台湾)、日本。以其目的而言,有属于政治军事性的开疆拓土,也有出于经济文化和商贸的交往。其一东北方面、其二海南方面,本文暂且略而不谈。
而在东南方面,自汉武帝平定了闽浙一带的瓯越和闽越,东南沿海和夷洲(台湾)的交往就更加频繁起来。加之东南沿海人民擅长航海的历史传统,浙江和福建,福建和海南之间的交往活动有了进一步发展。东吴在浙闽临海郡海域兴建了许多造船基地:如永宁、横阳(浙江平阳)、温麻(福建连江)、建安(福建建安一带)等均设有专门营造海船的船屯,拥有一支庞大的造船工匠队伍。东吴还把犯罪官吏,遣送船屯作为苦力,如会稽太守郭诞,因隐瞒“会稽妖言章安侯奋当为天子”,“送付建安作船”。中书令张尚,“因言谈失妥”,亦送付“建安作船”。周处的《风土记》称临海郡永宁,温麻造船非常著名、种类繁多、制作精巧,颇具规模:“小曰舟、大曰船,温麻五会者,永年县出豫林,合五版以为大船,因以五会为名也。”东吴还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史称“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水师备有各种战舰如蒙冲、斗舰、赤马等。(本文未完待续,作者为原台州市政协副主席、台州学院历史系教授)(台州市卫温船队远航台湾研究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