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考古发现谈起。林惠祥说： “近时(按：指本世纪初)，日本人原在台北发见指掌型之古砖，推其时代即属三国。”吴壮达评论说：“关于这种古砖的发现，与其说是由于当时台湾与大陆之间进行经济交换的结果，毋宁说是这次远征(按：指卫温等到夷洲)所遗留的物证。”
这一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从台湾高山族社会发展的情况看，不要说在当时，即使是到了明、清时期，他们房屋建筑主要仍是用竹、土、草、木，无需砖一类的材料。显然在台湾与大陆的交换中是用不上砖这类商品的。那么，卫温等带砖到夷洲去做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下列材料中得到启示。这就是吴国为了巩固和扩大其统治地区，常常在与魏、蜀接壤以及新控制的苏、浙、皖、闽山区，筑城据守，增设郡县，可推知卫温等人把砖带到台湾的意图当属类似。
    建安十年(205年)，“仅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建安十三年(208年)，“使贺齐讨黟、歙。分歙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建安十七年(、212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八月，城武昌”。黄武七年(228年)，“是时丹阳、吴会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权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全)琮领太守”。赤乌二年(239年)“夏五月，城沙羡”。    赤乌四年(241年)“秋八月，陆逊城诛”。建兴元年(252年)十月，诸葛恪“率军遏巢湖，城东兴，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
    联系这些筑城设置，以为据守的记载，说明孙权父子是一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孙吴军队带了砖到夷洲去，其目的则是为了在那里筑城置守，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孙权、陆逊等人的言论中得到证明。孙权曾对陆逊说：吴国不能“徒守江东”。他还对朱桓说：“今寇虏尚存，王涂未一，孤当与君共定天下”。陆逊也明确地说过，孙权“将远规夷洲，以定大事”。夷洲之役结束后，孙权还于嘉禾二年(233年)颁发诏书，以明其志：“是以眷眷，勤求俊杰，将与戮力，共定海内”。
根据《三国志•吴书》及裴松之注，在孙权、陆逊等人的言论中，所谓“大事”，就是孙权所要从事的统一全国的愿望及行动。为着统一全国，就要巩固和发展吴国统治的地区。所以，他派卫温、诸葛直到夷洲，并把砖带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在那里建立孙吴的统治。而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人大军到达夷洲后，由于水土不服，疾疫流行，士卒死亡十分之八、九。因此，他们在进行了短暂的统治后，不得不带领数千名夷洲人，一起撤离疾疫流行之区而返回大陆。由此看来，卫温、诸葛直的“违诏无功”，主要原因还是没有坚守住夷洲这个地方，又没有为吴国增添实力。因此，虽然他们带回数千名夷洲人，仍不免以“违诏”之罪而被处死。 
总之，孙权派军队远征夷洲，主要是以“统一”全国这件“大事”为着眼点，欲置夷洲于孙吴的统治之下，是具有深刻政治意义的事件。
    关于卫温、诸葛直等所到的夷洲为今何地?一直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指今台湾；另一种意见说是指日本的海岛。日本松下见林说： “夷洲、澶洲，皆日本海岛。” 林惠详在《中国古书所载台湾及其番族之沿革略考》一文中，驳斥了夷洲为日本海岛的说法，并指出：“夷洲之方向、地势、气候、风俗与台湾极相似，舍台湾外无所指。且近时日本人曾在台北发见指掌型之古砖，推其时代即属于三国，故夷洲之为台湾绝无疑义。”
    但是，近年来又有人提出“夷洲即为今日之冲绳”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夷洲应为台湾，其最好的证据，莫过于当时人——吴丹阳太守所沈莹撰写的《临海水土异物志》一书。
    作者沈莹做过丹阳太守，因丹阳郡治与孙吴都城同在建业(今南京)，这就为他了解和掌握吴军出征夷洲及所带回的情况提供了方便。估计此书应写成于公元230年卫温等出征夷洲之后，约在公元264年与280年之间。这是一部记载吴临海郡的地方志。大概因为地理的关系，沈莹就把夷洲的情况编入本书。这部成书于1700多年前的地方志，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台湾历史的最早记录。沈莹所记载的夷洲，其风俗习惯等情况，在现代的高山族中可以找到，其自然条件也与台湾(特别是北部)酷似，故《临海水土异物志》，是确认夷洲即是台湾的有力证据。
    我们从哪些方面可以断定夷洲就是台湾呢?前面已经提到，高山族先民的主体为古越人的一支。而在沈志中，则记有“越王射的”的传说，以及安家民与夷洲人的文化相同，可证夷洲人应是平埔族的先民。其次，夷洲“呼民人为‘弥麟’”。清朝吴建华《社寮杂诗注》之七，有“刻期插羽走‘猫邻’”句，注云：“未受室谓之‘猫邻’”。这里的“弥麟”与“猫邻”是分别用汉字来记录夷洲人及平埔族人对其未婚青年男子的称呼。这两个词在古代读音是相通的。即是说，夷洲人所使用的这个名词，在一千多年后，仍保存在现代平埔族的语言中。这种基本词汇的一致，说明夷洲人与高山族是一脉相承的。（本文未完待續，作者為大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副司长、研究员）（台州市衛溫船隊遠航臺灣研究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