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汉族”观（下）＊ 迟云飞
更新时间：2013-03-11 来源： 发布：迟云飞 浏览：
晚清最后十年，“汉族”概念几乎是与“反满”主张并生、成长的，所以，在分析宋教仁的“汉族”的同时，我们不能不关注他的“反满”。更重要的是，汉族与大清朝治下的其它族群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将来的共和国中各个族群如何相处？应该说，在革命尚未发生时，宋教仁以及许多革命党人尚未做深入思考。有的时候，会有互相矛盾的说法。
1906年10月，即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改革官制时，报纸传言，清廷将以皇族为总理大臣，以皇族、贵族及三品以上官充上议院议员。宋教仁在日记里有一番议论：“满清之皇族，普通知识皆未一有……彼等不识外交如何下手，内政如何下手，实业如何下手，教育如何下手，兵备如何下手，理财如何下手，皆长安之轻薄儿而已。纵其中未尝无一二差强者，然以较之汉人，其优劣为何如乎？”该篇日记中，宋教仁又称清政府为“异族的政府”。但是宋教仁还写了一段话：“均是中国人也，岂有皇族、贵族、三品以上官之智转先开进而有议院资格，而国民反不及者乎”。此段日记不是宣传品，不是给别人看的，可说是宋教仁的内心独白，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想法，宋教仁既把满清皇族、贵族及其政府看成“异族”，但又称其“均是中国人”，说明宋教仁的内心深处的矛盾：是“异族”政府征服了汉族，但这所谓“异族”，其实也已成为中国这个大国族中的一个族群。
这种认识，成了革命后处理满汉及其它各族关系的心理基础：将来所有人可以在“中国”这个大框架下共同建设新的国家，“中国”实为所有族群共同的国族。
这种矛盾心态，在革命爆发之初仍是存在。武昌起义后，社会上谣传荆州驻防旗兵残杀汉人（事实上无此事），宋教仁在《民立报》发表《荆州满人惨杀汉人感言》，号召汉人奋起推翻清政府，其中有一些非理性的语言，但文章开头说“共和政体，本不存种族之见”。再一次显示宋教仁内心深处，未来的共和国应包容所有族群。1911年11月12日，时宋教仁在武汉，袁世凯派人到武昌试探议和，宋教仁有一段发言：「吾辈亦非主张种族革命者。征诸各处独立，满人之投诚者皆被保护已事，即可知吾辈真心。但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实有关系，不可不知。因吾辈欲建共和国体，自应推到政府，政府既为满人，即不得不推倒少数满人。假如此少数满人能明大义，还我国权，自不见有种族革命」。
几乎同时，宋教仁在致李燮和的信中，再强调“满（政府）存则汉去，汉兴则满（政府）亡，万无并立之理”。分析上引文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宋教仁等进行的革命是“政治革命”，即建设“共和国体”，不是单纯的“种族革命”。但是，建设共和国体，必须以推倒少数贵族占统治地位的清政府。如果满族人不反抗，将来可以同为共和国民。
当然，晚清革命之初，如何组织推翻清王朝以后的新国家，革命者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众所周知，武昌起义之时，革命军打出的旗号是十八星旗。十八星即内地十八行省，换句话说，在一些革命党人的心中，未来将建设一个纯“汉族”的国家。但是，十八行省建国的想法没有被大多数国人认同，包括多数革命党人、立宪派人士、袁世凯的北洋系，也包括后来不得不退位的清廷高层。所以，十八星旗并没有广泛应用。
宋教仁虽没有专门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是，他极为关注边疆史地，关注列强尤其是日俄对中国东三省、新疆、蒙古的侵略，显然在他的意识中，未来的国家应包括边疆各省，自然也应包括各个族群。正是在此种意识支配下，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建立时，革命阵营立即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宋教仁自也立即接受了这种说法：“溯武昌起义以来，未及一年，而有今日者，岂非我五族同胞倾向共和，赞成民主之所致欤？”必须指出，合各族共建新国家的说法最先来自立宪派人士。梁启超1903年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呼吁：“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可以说，至民国建立，革命党与立宪派人士的国内民族问题观念，完全合流了，或者说，在新的条件下，革命党人接受了立宪派人士的民族观。
如果说，在南京临时政府初建之时，五族共和还只是提倡并有利于清廷的退位结束战争的的话，这以后宋教仁和国民党都是五族共和的努力实践者。在宋教仁一手组织的国民党成立时，蒙古族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贡桑诺尔布成为国民党九理事之一，满族松毓为三十个参议之一，满族清宗室恒钧是交际部副主任干事。其中贡桑诺尔布对国民党党务没有影响，举其为理事纯为联络蒙古族感情。松毓是清末著名立宪派人士，曾任吉林自治会会长，与革命党人多有往来，武昌起义后表示支持革命。恒钧曾留学日本，主办《大同报》，主张融合满汉，参加国会请愿。可以说松毓、恒钧与同盟会有一定渊源，政治理念也比较一致。这可以说是宋教仁及国民党实行五族共和的政治实践之一吧。
随着五族共和的提出和国内政治的发展，宋教仁对辛亥革命的解释也淡化了种族色彩，而强调政治革命。在宋教仁起草的《国民党宣言》中，两次提到这个问题：“天相中国，帝制殄灭，既改国体为共和，变政体为立宪。”“曩者吾人痛帝政之专制也，共图摧去之，以有中国同盟会。”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又指出：“吾人曩者大革命之目的何在乎？曰推翻不良之政府，而建设良政治也。”不过，五族共和不是民族关系的终点，宋教仁和国民党都希望各民族能够融合。所以，1912年8月国民党成立，其纲领的一条便是：“励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 “国民党之党纲……第三，种族同化。今五族内程度文野不齐，库伦独立实由于此，欲求开化，非国民党不为功。”（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由宋教仁常德研究会提供）
1906年10月，即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改革官制时，报纸传言，清廷将以皇族为总理大臣，以皇族、贵族及三品以上官充上议院议员。宋教仁在日记里有一番议论：“满清之皇族，普通知识皆未一有……彼等不识外交如何下手，内政如何下手，实业如何下手，教育如何下手，兵备如何下手，理财如何下手，皆长安之轻薄儿而已。纵其中未尝无一二差强者，然以较之汉人，其优劣为何如乎？”该篇日记中，宋教仁又称清政府为“异族的政府”。但是宋教仁还写了一段话：“均是中国人也，岂有皇族、贵族、三品以上官之智转先开进而有议院资格，而国民反不及者乎”。此段日记不是宣传品，不是给别人看的，可说是宋教仁的内心独白，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想法，宋教仁既把满清皇族、贵族及其政府看成“异族”，但又称其“均是中国人”，说明宋教仁的内心深处的矛盾：是“异族”政府征服了汉族，但这所谓“异族”，其实也已成为中国这个大国族中的一个族群。
这种认识，成了革命后处理满汉及其它各族关系的心理基础：将来所有人可以在“中国”这个大框架下共同建设新的国家，“中国”实为所有族群共同的国族。
这种矛盾心态，在革命爆发之初仍是存在。武昌起义后，社会上谣传荆州驻防旗兵残杀汉人（事实上无此事），宋教仁在《民立报》发表《荆州满人惨杀汉人感言》，号召汉人奋起推翻清政府，其中有一些非理性的语言，但文章开头说“共和政体，本不存种族之见”。再一次显示宋教仁内心深处，未来的共和国应包容所有族群。1911年11月12日，时宋教仁在武汉，袁世凯派人到武昌试探议和，宋教仁有一段发言：「吾辈亦非主张种族革命者。征诸各处独立，满人之投诚者皆被保护已事，即可知吾辈真心。但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实有关系，不可不知。因吾辈欲建共和国体，自应推到政府，政府既为满人，即不得不推倒少数满人。假如此少数满人能明大义，还我国权，自不见有种族革命」。
几乎同时，宋教仁在致李燮和的信中，再强调“满（政府）存则汉去，汉兴则满（政府）亡，万无并立之理”。分析上引文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宋教仁等进行的革命是“政治革命”，即建设“共和国体”，不是单纯的“种族革命”。但是，建设共和国体，必须以推倒少数贵族占统治地位的清政府。如果满族人不反抗，将来可以同为共和国民。
当然，晚清革命之初，如何组织推翻清王朝以后的新国家，革命者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众所周知，武昌起义之时，革命军打出的旗号是十八星旗。十八星即内地十八行省，换句话说，在一些革命党人的心中，未来将建设一个纯“汉族”的国家。但是，十八行省建国的想法没有被大多数国人认同，包括多数革命党人、立宪派人士、袁世凯的北洋系，也包括后来不得不退位的清廷高层。所以，十八星旗并没有广泛应用。
宋教仁虽没有专门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是，他极为关注边疆史地，关注列强尤其是日俄对中国东三省、新疆、蒙古的侵略，显然在他的意识中，未来的国家应包括边疆各省，自然也应包括各个族群。正是在此种意识支配下，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建立时，革命阵营立即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宋教仁自也立即接受了这种说法：“溯武昌起义以来，未及一年，而有今日者，岂非我五族同胞倾向共和，赞成民主之所致欤？”必须指出，合各族共建新国家的说法最先来自立宪派人士。梁启超1903年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呼吁：“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可以说，至民国建立，革命党与立宪派人士的国内民族问题观念，完全合流了，或者说，在新的条件下，革命党人接受了立宪派人士的民族观。
如果说，在南京临时政府初建之时，五族共和还只是提倡并有利于清廷的退位结束战争的的话，这以后宋教仁和国民党都是五族共和的努力实践者。在宋教仁一手组织的国民党成立时，蒙古族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贡桑诺尔布成为国民党九理事之一，满族松毓为三十个参议之一，满族清宗室恒钧是交际部副主任干事。其中贡桑诺尔布对国民党党务没有影响，举其为理事纯为联络蒙古族感情。松毓是清末著名立宪派人士，曾任吉林自治会会长，与革命党人多有往来，武昌起义后表示支持革命。恒钧曾留学日本，主办《大同报》，主张融合满汉，参加国会请愿。可以说松毓、恒钧与同盟会有一定渊源，政治理念也比较一致。这可以说是宋教仁及国民党实行五族共和的政治实践之一吧。
随着五族共和的提出和国内政治的发展，宋教仁对辛亥革命的解释也淡化了种族色彩，而强调政治革命。在宋教仁起草的《国民党宣言》中，两次提到这个问题：“天相中国，帝制殄灭，既改国体为共和，变政体为立宪。”“曩者吾人痛帝政之专制也，共图摧去之，以有中国同盟会。”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又指出：“吾人曩者大革命之目的何在乎？曰推翻不良之政府，而建设良政治也。”不过，五族共和不是民族关系的终点，宋教仁和国民党都希望各民族能够融合。所以，1912年8月国民党成立，其纲领的一条便是：“励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 “国民党之党纲……第三，种族同化。今五族内程度文野不齐，库伦独立实由于此，欲求开化，非国民党不为功。”（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由宋教仁常德研究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