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汉族”观（中）＊ 迟云飞
更新时间：2013-03-11 来源： 发布：迟云飞 浏览：
鲁迅1903年写过一首诗，此诗后来为很多人熟悉：“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盘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在这首诗里，轩辕（黄帝）代表祖国，也代表汉族，正是青年鲁迅寄托感情和忠诚的对象。1905年1月26日，宋教仁偶然看到陈天华的小册子《警世钟》上印有黄帝肖像，立即取一册该书，准备把黄帝肖像印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的首页。同时立即在背面题辞：“呜呼!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藉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我四万万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末尾署名“第十姓子孙之一个人宋教仁敬题”。显然，宋教仁也把黄帝看作是汉族历史与文化的开拓者。
清末不少人主张不用清朝的纪年，而是用黄帝纪年，也是出于对黄帝是汉族历史文化开端的认识。1903年，刘师培在《国民日日报》发表《黄帝纪元论》一文。他认为：“民族者，国民特立之性质也。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宋教仁到日本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新中国纪年》。他还在日记里说自己很久就想作这样一篇文章。宋教仁把中国纪年之始定在黄帝即位年。文章分为上下两篇，其框架为：「上篇：（1）纪年之意义；（2）纪年之种类；（3）中国纪年之沿革；（4）(原缺)；（5）中国近日新纪年之各说及其得失；（6）中国新纪年之托始；（7）中国纪年之将来。下篇：（8）中国纪年与各国纪年对照表；（9）结论」。宋教仁还与《国粹学报》编辑黄节书信讨论考证黄帝即位为哪一年的问题。可见宋教仁对此的重视。
真实的历史上的黄帝只是一个传说人物，他的许多事迹都扑朔迷离，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宋教仁等新知识人把我们先祖披荆斩棘，开创中华最初文明的功绩都加到黄帝身上。显然，黄帝不是一个个人，也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符号，一个民族的符号。经过晚清新知识人的阐扬和认同，黄帝就是中国人的人文始祖，是汉族共同历史和文化记忆的象征。我们试与曾国藩出征太平天国时所写《讨粤匪檄》比较，就能更深入理解黄帝符号的意义。在《讨粤匪檄》中，曾国藩斥太平天国奉“邪教”、烧诗书、毁文庙，说“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他要恢复和捍卫孔孟的正统，希望读书人“赫然奋怒以卫吾道”，以“慰孔孟人伦之隐痛”。在曾国藩的笔下，显然孔孟是文化的符号，而不是种族的符号，与黄帝不同。在宋教仁及晚清革命党人笔下，黄帝符号不仅带有文化的特征，也有种族的特征。
在《汉族侵略史•叙例》中，宋教仁试图重新构建汉族的历史，并且把汉族塑造成一个勇武进取、经常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自己势力的民族。汉族有自己的共同的历史和记忆，这就是从黄帝、尧舜禹、夏商周、汉唐宋明传下来的世系。宋教仁指出，在泰西、日本人的眼里，中国的民族，是“老大之民族”、“奴隶之民族”，“其历史，服从之历史也，退守之历史也，无远略之历史也；而其所以成此弱劣之民族者，即此数千年腐败之历史，为其制造厂焉”。宋教仁说，这不是事实，汉族的历史，兼有两大精神，一是“排外之主义”，一是“进取之政策”：“夫一民族所以集合而能立国于天地间者，其原素虽复杂，而其主要则不外乎排外之主义，与夫进取之政策而已矣。吾当日祖若宗之性质之状态，盖即兼斯二者而生存，而传嬗，而竞争，而澎胀者也。”
宋教仁把所谓“汉族侵略史”分为七期。黄帝为第一期，尧舜禹为第二期，春秋时代为第三期，战国至秦是第四期，以上是上古时期。中古时期，“汉武帝，黄帝以后之第一雄主”，为“汉族侵略史”第五期。近古时期，李唐王朝“大行开拓主义”，为第六期。即使武力并不够强盛的朱明，也被宋教仁算作第七期。大约只有孱弱的宋，没有纳入宋教仁的“汉族侵略史”框架之内。宋教仁的“汉族侵略史”未必符合事实，因为中国中原王朝统治区域的扩大，与魏晋南北朝、元朝、清朝都很有关系，并为其后的朝代或政权所大体继承。而且中国疆域之广大、人口之众多，阐述其原因，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和所处地理环境。但给汉族描绘出一个四出征伐武力扩张的历史，为的是振奋民族精神，用宋教仁自己的话说，是“速行民族主义”。也即学习祖宗“排外之主义，进取之政策”。他充满感情地写道：「吾四万万尊祖敬宗之同胞乎，起！起！！起！！！二十世纪之中国，将赖汝为还魂返魄之国，迎汝为自由独立之尊神，汝老者壮者少者幼者，其勉乎哉！其勉乎哉！汝毋漠视焉，旁观焉，再遗汝祖宗所造光荣之历史羞也」。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20世纪初，学界曾盛行汉族西来说。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等都曾信从其说。章太炎便曾称“汉族自西方来”。宋教仁在《汉族侵略史•叙例》中称：“太古之汉族，自西南亚细亚迁徙东来。”宋教仁还为之找到一些根据，1906年10月7日的日记写道：“余久疑中国六十甲子之名皆由西方而来，盖西方亚细亚各国原有似于甲子之神话的记号或名目，及汉族东来亦仍用之。”宋教仁还认为，上古天干地支之名号，“绝无意义可释，竟若后世翻译梵书之‘波罗密’、‘般若’、‘菩提’等语。余以为此我族初到东时所口传记号之音，或仍沿用西方文字之音故也”。汉族是否西来，当时研究根据并不充分，但这么多人信从，在于宋教仁等内心深处自认汉族是与西方人一样强悍的民族，进取的民族，恰可以与“汉族侵略”相配合，印证汉族的征服史。（未完待续，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由宋教仁常德研究会提供）
清末不少人主张不用清朝的纪年，而是用黄帝纪年，也是出于对黄帝是汉族历史文化开端的认识。1903年，刘师培在《国民日日报》发表《黄帝纪元论》一文。他认为：“民族者，国民特立之性质也。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宋教仁到日本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新中国纪年》。他还在日记里说自己很久就想作这样一篇文章。宋教仁把中国纪年之始定在黄帝即位年。文章分为上下两篇，其框架为：「上篇：（1）纪年之意义；（2）纪年之种类；（3）中国纪年之沿革；（4）(原缺)；（5）中国近日新纪年之各说及其得失；（6）中国新纪年之托始；（7）中国纪年之将来。下篇：（8）中国纪年与各国纪年对照表；（9）结论」。宋教仁还与《国粹学报》编辑黄节书信讨论考证黄帝即位为哪一年的问题。可见宋教仁对此的重视。
真实的历史上的黄帝只是一个传说人物，他的许多事迹都扑朔迷离，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宋教仁等新知识人把我们先祖披荆斩棘，开创中华最初文明的功绩都加到黄帝身上。显然，黄帝不是一个个人，也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符号，一个民族的符号。经过晚清新知识人的阐扬和认同，黄帝就是中国人的人文始祖，是汉族共同历史和文化记忆的象征。我们试与曾国藩出征太平天国时所写《讨粤匪檄》比较，就能更深入理解黄帝符号的意义。在《讨粤匪檄》中，曾国藩斥太平天国奉“邪教”、烧诗书、毁文庙，说“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他要恢复和捍卫孔孟的正统，希望读书人“赫然奋怒以卫吾道”，以“慰孔孟人伦之隐痛”。在曾国藩的笔下，显然孔孟是文化的符号，而不是种族的符号，与黄帝不同。在宋教仁及晚清革命党人笔下，黄帝符号不仅带有文化的特征，也有种族的特征。
在《汉族侵略史•叙例》中，宋教仁试图重新构建汉族的历史，并且把汉族塑造成一个勇武进取、经常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自己势力的民族。汉族有自己的共同的历史和记忆，这就是从黄帝、尧舜禹、夏商周、汉唐宋明传下来的世系。宋教仁指出，在泰西、日本人的眼里，中国的民族，是“老大之民族”、“奴隶之民族”，“其历史，服从之历史也，退守之历史也，无远略之历史也；而其所以成此弱劣之民族者，即此数千年腐败之历史，为其制造厂焉”。宋教仁说，这不是事实，汉族的历史，兼有两大精神，一是“排外之主义”，一是“进取之政策”：“夫一民族所以集合而能立国于天地间者，其原素虽复杂，而其主要则不外乎排外之主义，与夫进取之政策而已矣。吾当日祖若宗之性质之状态，盖即兼斯二者而生存，而传嬗，而竞争，而澎胀者也。”
宋教仁把所谓“汉族侵略史”分为七期。黄帝为第一期，尧舜禹为第二期，春秋时代为第三期，战国至秦是第四期，以上是上古时期。中古时期，“汉武帝，黄帝以后之第一雄主”，为“汉族侵略史”第五期。近古时期，李唐王朝“大行开拓主义”，为第六期。即使武力并不够强盛的朱明，也被宋教仁算作第七期。大约只有孱弱的宋，没有纳入宋教仁的“汉族侵略史”框架之内。宋教仁的“汉族侵略史”未必符合事实，因为中国中原王朝统治区域的扩大，与魏晋南北朝、元朝、清朝都很有关系，并为其后的朝代或政权所大体继承。而且中国疆域之广大、人口之众多，阐述其原因，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和所处地理环境。但给汉族描绘出一个四出征伐武力扩张的历史，为的是振奋民族精神，用宋教仁自己的话说，是“速行民族主义”。也即学习祖宗“排外之主义，进取之政策”。他充满感情地写道：「吾四万万尊祖敬宗之同胞乎，起！起！！起！！！二十世纪之中国，将赖汝为还魂返魄之国，迎汝为自由独立之尊神，汝老者壮者少者幼者，其勉乎哉！其勉乎哉！汝毋漠视焉，旁观焉，再遗汝祖宗所造光荣之历史羞也」。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20世纪初，学界曾盛行汉族西来说。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等都曾信从其说。章太炎便曾称“汉族自西方来”。宋教仁在《汉族侵略史•叙例》中称：“太古之汉族，自西南亚细亚迁徙东来。”宋教仁还为之找到一些根据，1906年10月7日的日记写道：“余久疑中国六十甲子之名皆由西方而来，盖西方亚细亚各国原有似于甲子之神话的记号或名目，及汉族东来亦仍用之。”宋教仁还认为，上古天干地支之名号，“绝无意义可释，竟若后世翻译梵书之‘波罗密’、‘般若’、‘菩提’等语。余以为此我族初到东时所口传记号之音，或仍沿用西方文字之音故也”。汉族是否西来，当时研究根据并不充分，但这么多人信从，在于宋教仁等内心深处自认汉族是与西方人一样强悍的民族，进取的民族，恰可以与“汉族侵略”相配合，印证汉族的征服史。（未完待续，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由宋教仁常德研究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