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中国人民族意识、国家认同形成的重要阶段。而其间呈现的形式，则多种多样。我们现在常用的“汉族”概念，也是当时潮流之一端。以往学界多注意梁启超、章太炎等在“汉族”概念使用上的影响，笔者注意到，其实宋教仁使用“汉族”概念也很突出，是他的民族意识的重要部分，学界至今尚未注意到。
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王朝治下的人曾自称“华”、“夏”、“华夏”等，汉代以后，又有“汉人”之类的称谓。这些称谓，大体与“蛮夷戎狄”之类生活在华夏周边的落后民族相对。这些称谓，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某种意义上，她像一个文化概念，只要接受了中原先进文化的，就是华夏，反之，就是夷狄。有时候，她又像血缘或血统的概念，即与种族概念类似，但是无论是早期的华夏或后来的汉族，其血缘并不固定，不说远古时代所谓华夏就是各个民族融和起来的，就是汉代以后，也有东晋南北朝等多次的民族融合。所以，我们今天理解的“汉族”，有血缘的因素，但更多是文化的。
实际上，民族是非常主观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如果一群人自己认为是一个民族，那就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当然，从客观的角度观察，民族必须拥有自己的比较深厚的历史、文化和记忆，才会成其为民族，或者才会自己认同为民族，否则很容易被其它民族所同化。
毋庸否认，现代意义上的汉族一词，是在列强东来，中国遭受欺辱侵略的情况下，在新知识人中间产生的，其出现和使用，相当程度源于对满清贵族统治的不满。
在反复研读宋教仁著作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宋教仁也是一位较多使用“汉族”概念的革命家。那么宋教仁所理解的是怎样一个汉族呢？
1904年11月10日，宋教仁由湖南向湖北逃亡途中，曾写长歌，其中有“朕沅水流域之一汉人兮，愧手腕之不灵。谋自由独立于湖湘……虏骑遍于道路兮……嗟神州之久沦……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夫天戈”。就现存文献来说，这是宋教仁第一次用“汉族”这一概念。这虽只是一首诗，信息不多，按我们仍能从中感受一些问题。在诗里，“汉人”和“汉族”意思基本相同，明确与“虏”区别和相对，强调的是与“虏”也即满洲人不同的一群人。“汉族”和汉族的栖息地已被征服，汉族人久已失去自由，宋教仁要做的，就是努力争回汉族的自由（“欲完我神圣之主义”）。
1905年，宋教仁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发表《汉族侵略史•叙例》，在这篇四五千字的文章中，宋教仁用了34个“汉族”。文章的开头便说：「集合四百五十余兆神明聪强之血族，盘踞四百六十余万方哩肥美膏腴之地壳，操用五千余年单纯孤立之语言，流传一万四千余形完富美备之文字，其历史学上之关系，实为东洋文化之主人翁，其地理学上之分布，除本族范围之外，且蔓延于马来、澳洲诸岛屿，更越太平洋而遍及于亚美利加之大陆，其人类学上之价值，则不独于亚细亚系统人民占第一等位置，即于世界亦在最优之列」。
这段话，并不是为汉族所作的严格的定义，但包含了宋教仁对“汉族”的理解，或者说，是在这些条件基础上的认同。我们试分析这段话显示的“汉族”的涵义。首先是血缘和血统，具有这个血统的人民有四百五十余兆（四亿五千万），这些人民的共同祖先是黄帝，本文后面所述的所谓“汉族侵略史”，就是以黄帝的征服活动为开端。这个角度多少接近我们现在说的种族。汉族是“神明聪强”的，是优秀的民族，这不是民族沙文主义，也没有歧视或贬低其它民族的意思，而是为了在中国备受列强欺辱情形下给自己也是给同胞增强信心，其它的赞美语言亦当如是理解。如邹容所说：“汉族者，东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种，即吾同胞是也。据中国本部，栖息黄河沿岸，而次第蕃殖于四方。自古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实惟我皇汉民族焉。”都是一个意思。其次是文化，宋教仁提到几个要素，共同的语言——汉语，已应用了“五千余年”；共同的文字——汉字，“完富美备”，有 “一万四千余形”；共同的历史，我们后面再介绍。另外，生活的地域，宋教仁说，除了本土的“四百六十余万方哩”之外，还蔓延于世界各地。
有时候，“汉族”又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如宋教仁的《烈士陈星台小传》说：“使天而不亡我汉族也，则烈士之死贤其生也；使天而即亡我汉族也，则我四万万人其去烈士之死之年几何哉？”当然，此中国的涵义中，还是以汉族为主体的。这里我们还应该指出的是，宋教仁包括许多革命党人，对于国家的认同实际上与对汉族自身身份的认同几乎是同步的，并且是混杂在一起的。那么，“汉族”历史的开端是什么时候呢？在宋教仁看来，是黄帝之时。这在清末新知识人中几乎是个约定俗成的做法。
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刊印黄帝肖像，文中在序之后的第一段，题目就是《黄帝肖像后题》。陈天华把黄帝称作“始祖公公”，他那充满激情的笔写道：“哭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叫一声我的始祖公公！想当初大刀阔斧，奠定中原，好不威风。到如今，飘残了，好似那雨打梨花，风吹萍叶，莫定西东。”然后，陈天华也用了“汉族”这一概念。（未完待续，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由宋教仁常德研究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