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地位（下）＊ 锺发喜
更新时间：2013-03-10 来源： 发布：锺发喜 浏览：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任法制局长，很快起草出《中华民国临组织法草案》等一批法律文件。1912年1月30日孙中山附批：“查临时政府现已成立，而民国组织之法尚未制定。兹据法制局局长宋教仁呈拟《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五十五条奉来，合并咨送贵院，以资参”送参议院作立宪参考。
中国第一部民主共和宪法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参议院马君武等人组织起草，宋教仁没有直接参与，他作为迎袁专使团成员去了北京。但只要将民初三个宪法文件对照一看就很明显，《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际上是宋教仁起草的两个宪法文件的综合。
宪政的标志是立宪，实质是民主、法制、人权。宋教仁是立宪的拓荒牛，是民主、法制、人权的卫道士。在这一领域多有建树，影响深远。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富的宪政遗产，他的许多主张我们至今沿用。对此，孙中山给出了“作民权保障”，“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的评价。“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当之无愧。
宋教仁从小爱国，立志报国。1895年，甲午战败，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13岁的宋教仁惊闻此事后“痛哭流涕者累日”，赋诗泄愤：“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
1907年4月，宋教仁赴东北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偶然得知“中国满州与日属韩国接壤之处，有一大地域（东西四百里，南北四百七十里，大小略等台湾），名曰间岛kanto，原为中国领土已久。近日本忽生异议，谓其地当属韩。其驻韩统监府于去岁七月（清光绪三十三年），遣陆军大佐斋藤季治郎率僚属宪兵往其地，设统监府间岛派出所，以保护韩民为名，实欲据而有之。 “时清政府惊愕抗议”，但面对日本蓄谋已久，由其浪人组织“长白山会”在此活动数年制造的种种伪证，又感到束手无策，不知所措。宋教仁深感事态严重，十分震惊。毅然改变初衷，假扮日本浪人，化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侦获日本人制造的伪证，又冒着生命危险（他是朝廷钦犯清政府正在追捕）深入实地考查获取实证，然后再到日本几家大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费数月之功，写成《间岛问题》一书，七章六万多字，列举充分的实证，引用中、日、韩三国92种书证，依据地理环境（山川河流），历史沿革，运用国际法知识，从学理与法理各个角度无可辩驳地论证了所谓“间岛”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无可争议。
日本人得知《间岛问题》脱稿信息之后，深恐落入清政府之手，使其阴谋不能得逞。先是劝说宋教仁不要帮助迫害他的满清朝廷，并愿以重金购买版权，宋教仁不允，后又威胁若不合作就要遣返，宋教仁不理。毅然将书稿托同乡许孝绶（与李家驹关系密切的宪政党人）交给驻日公使李家驹。清政府得到宋教仁的书稿，在间岛问题交涉中“斥退日人口实”，取得了满清入关统治中国两百多年中数十次领土争端谈判中唯一完全获胜的一次，保住了延边四县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间岛问题交涉获胜，“袁世凯谓宋有大才”，奏请朝廷赦免宋教仁并拟任四品京堂襄理外交，宋教仁坚辞不就，又令驻日公使送2000元赏金，宋教仁全数分给了贫困留学生。对于宋教仁的义举，革命党人很不理解，讽刺、挖苦不期而致，大都认为不该帮助敌人，甚至以为宋教仁有意接受招安变节谋官。
对于来自各方的威逼、利诱、误解、讽刺、奖赏……宋教仁都应之坦然，坚持自己的做人准则不受影响。他在致驻日公使李家驹、胡惟德的信中写道：“某愚不幸，素持与政府立于不两立之义。曩者，间岛问题之起，某以公等政府诸人昏聩无知，将坐使日人攫取我十数万方里之地，政府固所反对，然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吾人今日既未能获与外国交涉之权，则不得不暂倚政府。又我所悉该问题情事，既较多于公等政府诸人，则尤不宜袖手含默。故费数月之功，编着《间岛问题》一书，发现该地确为中领之证据，欲以为政府外交援助。”这就是宋教仁看似平凡中的伟大。
历史上许多爱国英雄岳飞、郑成功、林则徐、文天祥、邓世昌……他们的爱国壮举，都是肩负重任的职务行为，唯有宋教仁是个特例，他置生死于不顾的爱国义举是全凭自觉的义务行为,因而更加感人，倍受推崇。美国史学家普莱斯，日本学者片仓方和、松元英纪等不远万里，多次来中国，来宋教仁的故乡考察，收集宋教仁的生平事迹材料，为其着书立说，传颂推崇，宋教仁的爱国思想和报国义举不仅载入了中国史册，同时也被载入了世界史册，成为中外崇敬的爱国典范。宋教仁一生致力于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革命和反对列强侵略，拯救国家危亡的民族斗争，除开上述四种定位外,在教育、廉政等领域也多有主张，大有建树。他开启湖南现代教育。1902年，20岁的宋教仁上书湖南巡抚“请改岳麓、求忠、城南书院为学堂”，洞中教育时弊，深得当道赏识，批示“照准施行”、“湖南之有学堂，宋氏功不可没”［22］；他首倡普及教育，提出“教育以期普遍，合教蒙满回藏，陶熔一致，不分东西南朔，畛域胥泯”。创办桃源第一所乡村小学堂、倡办桃源一中、创办江汉大学……他主张教育立国，在其代草的《国民党之大政见》一文中明确指出“教育为立国根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将“振兴教育”列入国民党的十大政策主张。
他首创廉政公开承诺，1912年4月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即在《民立报》刊登《宋教仁启事》，告诫亲朋故旧，谢绝请托干谒；他首开财会公开先河，6月在第39号政府公报注销《农林部咨财政部5月决算清册》；他拒绝金钱利诱，10月回乡省亲，袁世凯馈赠现金支票50万元，他“原票奉壁”，分文不取。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景仰推崇的廉政楷模。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宋教仁的历史地位应是辛亥元勋、共和国魂、宪政之父、爱国典范和廉政楷模。（作者为宋教仁常德研究会研究部主任，9日在台北宋教仁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中国第一部民主共和宪法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参议院马君武等人组织起草，宋教仁没有直接参与，他作为迎袁专使团成员去了北京。但只要将民初三个宪法文件对照一看就很明显，《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际上是宋教仁起草的两个宪法文件的综合。
宪政的标志是立宪，实质是民主、法制、人权。宋教仁是立宪的拓荒牛，是民主、法制、人权的卫道士。在这一领域多有建树，影响深远。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富的宪政遗产，他的许多主张我们至今沿用。对此，孙中山给出了“作民权保障”，“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的评价。“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当之无愧。
宋教仁从小爱国，立志报国。1895年，甲午战败，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13岁的宋教仁惊闻此事后“痛哭流涕者累日”，赋诗泄愤：“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
1907年4月，宋教仁赴东北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偶然得知“中国满州与日属韩国接壤之处，有一大地域（东西四百里，南北四百七十里，大小略等台湾），名曰间岛kanto，原为中国领土已久。近日本忽生异议，谓其地当属韩。其驻韩统监府于去岁七月（清光绪三十三年），遣陆军大佐斋藤季治郎率僚属宪兵往其地，设统监府间岛派出所，以保护韩民为名，实欲据而有之。 “时清政府惊愕抗议”，但面对日本蓄谋已久，由其浪人组织“长白山会”在此活动数年制造的种种伪证，又感到束手无策，不知所措。宋教仁深感事态严重，十分震惊。毅然改变初衷，假扮日本浪人，化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侦获日本人制造的伪证，又冒着生命危险（他是朝廷钦犯清政府正在追捕）深入实地考查获取实证，然后再到日本几家大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费数月之功，写成《间岛问题》一书，七章六万多字，列举充分的实证，引用中、日、韩三国92种书证，依据地理环境（山川河流），历史沿革，运用国际法知识，从学理与法理各个角度无可辩驳地论证了所谓“间岛”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无可争议。
日本人得知《间岛问题》脱稿信息之后，深恐落入清政府之手，使其阴谋不能得逞。先是劝说宋教仁不要帮助迫害他的满清朝廷，并愿以重金购买版权，宋教仁不允，后又威胁若不合作就要遣返，宋教仁不理。毅然将书稿托同乡许孝绶（与李家驹关系密切的宪政党人）交给驻日公使李家驹。清政府得到宋教仁的书稿，在间岛问题交涉中“斥退日人口实”，取得了满清入关统治中国两百多年中数十次领土争端谈判中唯一完全获胜的一次，保住了延边四县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间岛问题交涉获胜，“袁世凯谓宋有大才”，奏请朝廷赦免宋教仁并拟任四品京堂襄理外交，宋教仁坚辞不就，又令驻日公使送2000元赏金，宋教仁全数分给了贫困留学生。对于宋教仁的义举，革命党人很不理解，讽刺、挖苦不期而致，大都认为不该帮助敌人，甚至以为宋教仁有意接受招安变节谋官。
对于来自各方的威逼、利诱、误解、讽刺、奖赏……宋教仁都应之坦然，坚持自己的做人准则不受影响。他在致驻日公使李家驹、胡惟德的信中写道：“某愚不幸，素持与政府立于不两立之义。曩者，间岛问题之起，某以公等政府诸人昏聩无知，将坐使日人攫取我十数万方里之地，政府固所反对，然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吾人今日既未能获与外国交涉之权，则不得不暂倚政府。又我所悉该问题情事，既较多于公等政府诸人，则尤不宜袖手含默。故费数月之功，编着《间岛问题》一书，发现该地确为中领之证据，欲以为政府外交援助。”这就是宋教仁看似平凡中的伟大。
历史上许多爱国英雄岳飞、郑成功、林则徐、文天祥、邓世昌……他们的爱国壮举，都是肩负重任的职务行为，唯有宋教仁是个特例，他置生死于不顾的爱国义举是全凭自觉的义务行为,因而更加感人，倍受推崇。美国史学家普莱斯，日本学者片仓方和、松元英纪等不远万里，多次来中国，来宋教仁的故乡考察，收集宋教仁的生平事迹材料，为其着书立说，传颂推崇，宋教仁的爱国思想和报国义举不仅载入了中国史册，同时也被载入了世界史册，成为中外崇敬的爱国典范。宋教仁一生致力于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革命和反对列强侵略，拯救国家危亡的民族斗争，除开上述四种定位外,在教育、廉政等领域也多有主张，大有建树。他开启湖南现代教育。1902年，20岁的宋教仁上书湖南巡抚“请改岳麓、求忠、城南书院为学堂”，洞中教育时弊，深得当道赏识，批示“照准施行”、“湖南之有学堂，宋氏功不可没”［22］；他首倡普及教育，提出“教育以期普遍，合教蒙满回藏，陶熔一致，不分东西南朔，畛域胥泯”。创办桃源第一所乡村小学堂、倡办桃源一中、创办江汉大学……他主张教育立国，在其代草的《国民党之大政见》一文中明确指出“教育为立国根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将“振兴教育”列入国民党的十大政策主张。
他首创廉政公开承诺，1912年4月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即在《民立报》刊登《宋教仁启事》，告诫亲朋故旧，谢绝请托干谒；他首开财会公开先河，6月在第39号政府公报注销《农林部咨财政部5月决算清册》；他拒绝金钱利诱，10月回乡省亲，袁世凯馈赠现金支票50万元，他“原票奉壁”，分文不取。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景仰推崇的廉政楷模。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宋教仁的历史地位应是辛亥元勋、共和国魂、宪政之父、爱国典范和廉政楷模。（作者为宋教仁常德研究会研究部主任，9日在台北宋教仁学术研讨会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