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坚持内阁制政治主张，孙中山开始认为是对其“复设防制法度”坚决反对，予以否决，但在让位袁世凯的意图明朗化后转而接受了宋教仁的意见，根据孙中山的意图，参议院修订《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使宋教仁的政治主张写进宪法，得到确认。并且在退位后积极支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创立国民党来推行政党内阁制。经过宋教仁的努力，国民党在参、众两院正式国会选举中大胜。袁世凯电请宋教仁“即日进京，商决要政”，政党内阁制在中国施行在即。有史学家据此推论，假设袁世凯不抱帝制幻想，如果放手让宋教仁组阁施展才华，不仅国父的地位非他莫属，而且新生的共和国也不会与民主富强擦肩而过，重返苦难深渊。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没有“如果”，“专制魔王余孽”不能容忍民主政治在中国施行，两颗毒弹使不满31岁的宋教仁命归黄泉，也使新生的共和国魂飞魄散，四分五裂，人们期待的民主富强化为一枕黄粱。宋教仁遇害全国震惊，其主要政治对手、民主党首、纵议院议长汤化龙送挽联“倘许我作 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具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降格来从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有学者评述这段历史，称宋教仁为“共和国魂”，我们认为名符其实。
    宋教仁是革命党人中最早研究欧美宪政思想，揭批君主立宪实质，提出民主宪政主张，探索实施宪政途径并卓有建树的政治家。
    1905年6月，宋教仁到日本半年后，改变原来准备学习军事的打算，进入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学习。因为宋教仁认为：“慓忽敢死者易得，条理缜密之士盖寡，非先植其基，虽满州倾覆，犹足为忧。”当时的革命党人很不理解，不以为然，只有杨笃生赞成宋教仁研读政治法律。同年8月，宋教仁在《醒狮》发表时评《清太后之宪政谈》，文章熟练地运用西方宪政原理批评清政府的假立宪，指出“立宪国民，其义务必平等，其最普通者，，则纳国税是也”；“立宪国民，其权利必平等，其最普通者，则人人有被选举权利是也；”“立宪国民，有监督财政之权” ，而这三方面清政府基本没有考虑也根本不可能做到。“然则满政府必不能实行立宪者明矣；即能行之，亦必非真正立宪……”他对清政府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更是作了淋漓尽致的批判，讽刺《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古宪法复活”，“历史上第一专制君主秦始皇”下诏“朕为始皇，二世、三世至于万世”，《钦定宪法大纲》则规定“大清皇帝万世一系，永远尊戴”。二者如出一辙。这样的“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 。指出朝廷动不动就搬出宪法大纲“以为抵制舆论之一大武器”，而自己和满族权贵却并不遵守，“天下岂有虚悬一宪法于此，政府并不遵守，徒责人民之服从，而犹谓之立宪者乎”宋教仁对《钦定宪法大纲》分析后的结论是：“宪法大纲实为彼辈装腔作势抵御人民之利刃，其之言动合此与否，则未尝顾虑，故动辄无理，而彼辈亦恬然不以为怪，要其不晓立宪精神，无真诚立宪意思，惟知倒行逆施之结果有以致之耳。因此，宋教仁断言：“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现政府之所谓立宪，伪也，不过欲假之以实行专制者也。欲行宪政，必须革命，君主立宪之路在中国行不通。在政法大学获得法律基础知识后，宋教仁开始研究欧美的宪政思想和宪政制度。从1906年1月到1907年1月，宋教仁翻译了西方八国十二部政治法典，同时还购买了《法律经济辞典》、《法律辞典》、《宪法讲义》、《法政丛编》等政法方面的书籍，在日本的研读，不仅使宋教仁获得了丰富的政治法律知识，同时也使其宪政思想日臻成熟。这首先表现在他对清末预备立宪的评论上。
    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宋教仁就开始了宪政的探索与实践。据于佑任回忆，1911年4月，宋教仁赴香港、广东参与黄花岗起义，任编制课长，在很短时间内起草了约法，文告等文件。起义失败后，他冒险把这些文件带回了上海。“一日，记者（于佑任）见先生（宋教仁）方理董箱，中有手写之三巨册。噫！凡文告、约法及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之设施，纲举目张，累累备载，盖先生于广州之役事前所手草者。人们敬佩宋教仁能在武昌起义的炮火中很快草成《鄂州约法》，其实他早已胸有成竹。
    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同黄兴赶赴武昌，对人说：“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立宪国家，当宪法未成之先，虽有政府，不过临时应急之设施，而临时政府不可无法令以资遵守。于是拟就《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由军政府宣布。《鄂州约法》共7章60条。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它第一次公开宣布“人民一律平等”，并用一章共计十八条明确规定了人民享有的自由民主权利；二是它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用四章共计三十七条分别规定了都督、政务委员、议会、法司的职责和权力。对人民自由民主权利和三权分立的规定，显示《鄂州约法》是一部典型的共和宪法，尽管它不完善，是历史公认的中国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文件不容置疑。（本文未完待续，作者为宋教仁常德研究会研究部主任，9日在台北宋教仁学术研讨会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