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地位(上)* 锺发喜
更新时间:2013-03-10 来源: 发布:锺发喜 浏览:
盖棺定论,是历史常态。盖棺论不定,宋教仁是特例。当初于佑任为其题写墓志铭不敢“直笔”,不愿“曲笔”,只能“期之良史”,寄望后世。而此后百年由于诸多原因致使宋教仁依然“勒之空山”,至今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共识,其卓越的历史贡献和淡漠的历史地位形成巨大的反差。宋教仁遇害后,孙中山致诔词:“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送挽联:“三尺剑,万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毫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周索笔;五丈原,一杯土,卧龙跃马今安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点苌弘血泪,向屈子招魂。”孙中山当初引经据典,如诉如泣的七十字挽联,其实已对宋教仁作出了客观公正的盖棺论定。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孙中山当初的评价,综合众多学者的意见,我们认为,宋教仁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可从四个方面定位。从1903年同黄兴一起组建华兴会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开始,宋教仁一生都致力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运筹帷幄,矢志不逾。1910年8月,28岁的宋教仁审时度势,在同盟会十一省区分会长会议上提出“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次善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据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两广,此策之又次者也” 。并指出“上策实行最难,下策行之不果,唯中策较为适宜” 。经过与会者充分讨论,决定采用“中策”。对宋教仁将革命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的中部起事战略思想的认同,奠定了武昌起义的思想基础。
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同盟会元气大伤,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香港疗伤,胡汉民心灰意冷,革命陷入低谷。在此非常时期,宋教仁、谭人凤等毅然奋起,担当重任,决定组建中部同盟总会,策动和领导“长江革命”。宋教仁根据同盟会建立之初本有东西南北中五部之分的情况,提议长江流域各省同盟会联合建立中部总会,得到响应,1911年7月31日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宋教仁当选为总务会干事,主掌文事部,管理参谋、立案等而成为中心人物,着手组织实施长江革命战略。由于宋教仁的影响和工作,1911年8月,武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消除意见分歧,联合制订了统一的起义计划。起义爆发后,宋教仁一方面组织沿江各省立即响应,同时发表《交战时之中立论》、《敬告日本人》等政论文,并致电内田良平,请其与日本当局交涉,促使各国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避免了外来干涉发生。一方面赶赴武昌,拟定《鄂州约法》由军政府宣布,稳定局面,旋即又亲赴江浙,协调联军合兵攻取南京。南京光复,大局始定,武昌起义成果得以巩固,清王朝土崩瓦解加速。从一定意义上讲,辛亥革命的成功实际上是宋教仁战略思想与战术运作的结果。因而得到孙中山引用“三尺剑,定天下”的典故予以肯定,同时以卧龙作比喻评价其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宋教仁以其对辛亥革命的卓越贡献,而成为历史公认的与孙中山、黄兴齐名的辛亥革命三元首。
宋教仁在革命党人中最具远见卓识,早在革命党人图谋武装推翻满清王朝之初,他就开始谋划未来的国家政权建设。1906年他曾对人说:“破坏容易,建设难,我们同志从事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需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为了探求建国方略,他潜心研究欧美政治法律制度,先后翻译了英、美、德、法、日、俄等八个国家的十二部政治典章和法律制度,在吸取欧美制度精华的基础上,思考和绘制共和蓝图,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设计方案。孙中山赞其为“作民权保障”,“美雨欧风志不磨”。蔡元培称其为“抱有建国方略第一人。”章太炎更是在报上公开发表《宣言》申称“举总理,论功则黄兴,论才则宋教仁……”,“至于建置内阁,仆侧首推宋君教仁”。
因为主张和坚持内阁制,宋教仁与孙中山在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时产生政见分歧,使他招致各种非议,甚至引来杀身之祸。宋教仁遇害后,于佑任送的挽联耐人寻味:“我不为私交哭,我不为民立报和国民党哭,我为中华民国前途哭;君岂与武贼仇,君岂与应桂馨和洪述祖仇,君与专制魔王余孽仇”。品味于佑任的挽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宋教仁当初的政治主张,我们不难发现,他之所以不管不顾坚持内阁制,既不是为了限制孙中山和袁世凯,更不是为自己谋总理(1912年9月,袁世凯曾派范源濂、刘揆一说服宋教仁出任总理不果,又请孙中山、黄兴力劝,宋教仁坚辞不就。台湾学者吴湘湘对此评说“宋氏不恋权位,只重政见”)。而是要为新生的共和国建立一种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宋教仁说“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二次革命失败及其后几十年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惨痛历史,正好应证了宋教仁当初论断的正确。(本文未完待续,作者为宋教仁常德研究会研究部主任,9日在台北宋教仁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孙中山当初的评价,综合众多学者的意见,我们认为,宋教仁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可从四个方面定位。从1903年同黄兴一起组建华兴会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开始,宋教仁一生都致力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运筹帷幄,矢志不逾。1910年8月,28岁的宋教仁审时度势,在同盟会十一省区分会长会议上提出“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次善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据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两广,此策之又次者也” 。并指出“上策实行最难,下策行之不果,唯中策较为适宜” 。经过与会者充分讨论,决定采用“中策”。对宋教仁将革命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的中部起事战略思想的认同,奠定了武昌起义的思想基础。
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同盟会元气大伤,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香港疗伤,胡汉民心灰意冷,革命陷入低谷。在此非常时期,宋教仁、谭人凤等毅然奋起,担当重任,决定组建中部同盟总会,策动和领导“长江革命”。宋教仁根据同盟会建立之初本有东西南北中五部之分的情况,提议长江流域各省同盟会联合建立中部总会,得到响应,1911年7月31日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宋教仁当选为总务会干事,主掌文事部,管理参谋、立案等而成为中心人物,着手组织实施长江革命战略。由于宋教仁的影响和工作,1911年8月,武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消除意见分歧,联合制订了统一的起义计划。起义爆发后,宋教仁一方面组织沿江各省立即响应,同时发表《交战时之中立论》、《敬告日本人》等政论文,并致电内田良平,请其与日本当局交涉,促使各国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避免了外来干涉发生。一方面赶赴武昌,拟定《鄂州约法》由军政府宣布,稳定局面,旋即又亲赴江浙,协调联军合兵攻取南京。南京光复,大局始定,武昌起义成果得以巩固,清王朝土崩瓦解加速。从一定意义上讲,辛亥革命的成功实际上是宋教仁战略思想与战术运作的结果。因而得到孙中山引用“三尺剑,定天下”的典故予以肯定,同时以卧龙作比喻评价其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宋教仁以其对辛亥革命的卓越贡献,而成为历史公认的与孙中山、黄兴齐名的辛亥革命三元首。
宋教仁在革命党人中最具远见卓识,早在革命党人图谋武装推翻满清王朝之初,他就开始谋划未来的国家政权建设。1906年他曾对人说:“破坏容易,建设难,我们同志从事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需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为了探求建国方略,他潜心研究欧美政治法律制度,先后翻译了英、美、德、法、日、俄等八个国家的十二部政治典章和法律制度,在吸取欧美制度精华的基础上,思考和绘制共和蓝图,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设计方案。孙中山赞其为“作民权保障”,“美雨欧风志不磨”。蔡元培称其为“抱有建国方略第一人。”章太炎更是在报上公开发表《宣言》申称“举总理,论功则黄兴,论才则宋教仁……”,“至于建置内阁,仆侧首推宋君教仁”。
因为主张和坚持内阁制,宋教仁与孙中山在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时产生政见分歧,使他招致各种非议,甚至引来杀身之祸。宋教仁遇害后,于佑任送的挽联耐人寻味:“我不为私交哭,我不为民立报和国民党哭,我为中华民国前途哭;君岂与武贼仇,君岂与应桂馨和洪述祖仇,君与专制魔王余孽仇”。品味于佑任的挽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宋教仁当初的政治主张,我们不难发现,他之所以不管不顾坚持内阁制,既不是为了限制孙中山和袁世凯,更不是为自己谋总理(1912年9月,袁世凯曾派范源濂、刘揆一说服宋教仁出任总理不果,又请孙中山、黄兴力劝,宋教仁坚辞不就。台湾学者吴湘湘对此评说“宋氏不恋权位,只重政见”)。而是要为新生的共和国建立一种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宋教仁说“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二次革命失败及其后几十年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惨痛历史,正好应证了宋教仁当初论断的正确。(本文未完待续,作者为宋教仁常德研究会研究部主任,9日在台北宋教仁学术研讨会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