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爱国爱民、实践力行。
清末我国国势凌夷、民生困苦、政府腐败无能、国将不国。宋教仁先生弱冠之年即关心国事。留学日本之黄兴、陈天华回长沙时与宋教仁会面，即相见恨晚。宋、黄、陈、刘揆一诸人并于1904年春共建华兴会。1905年8月、兴中会、华兴会等团体在日本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宋教仁担任司法部检事长，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并将其创办之《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转变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且担任庶务干事兼撰述员。辛亥武昌起义成功后，他参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之草拟，并为临时政府之法制局长，对开国时期之法制工作贡献良多。宋先生醉心于西方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之政党内阁制，遂推动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合并为国民党。推孙中山先生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为理事，因其为宋先生大力促成，孙中山先生请他代理理事长。国民党成立宣言中主张两党轮流执政，不宜小群分立，而发布了五大政纲：
（一）促进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促进种族同化； （四）注重民生政策；（五）维持国际和平。

国民党之成立，诸多同盟会会员恐丧失革命之精神，并不支持。宋先生则设计国民党为普通政党之形式，各省支部仅为运动选举之机关，不再负有革命斗争之任务。宋先生并游历长江各省，以促进党务、运动选举，希望占有国会之多数，实现政党内阁，再藉由政府政策之推动，实现政党政治之民主政治理想。此一做法虽然受到不少同盟会同志之批评，但是却在民国二年国会选举中为国民党赢得多数席次，在870席中获392席，而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加总才不过223席。国民党组阁并以宋教仁为总理之呼声甚高。如成为事实，自然让中国由专制政体相对和平地转移而成之民主共和政制有实践实验之机会，此亦为宋教仁先生毕生之志业。但是袁世凯及其徒党无意服膺民主、放弃政权，遂以暗杀手段，对付宋教仁；以威逼利诱方式，分化对手，以遂其帝制自为的野心，终演变成军阀割据之局。宋先生一腔爱国爱民的热血抱负，竟无施展的机会，令人扼腕慨叹！

第三，宋先生是一个刚强正直、坚毅不拔之人。宋先生介入公共事务前后不过十年光景，但他从参与组织华兴会、在湖南策画起义，到东渡日本、研习法政、创立报刊、发表时论、编译外国政治制度，参与筹组同盟会，将所创之《二十世纪之支那》转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鼓吹革命；在中山先生领导的国革命运动于边疆各省屡遭挫折，而北方局势不利于革命行动的背景下，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运动新军，希望在中国腹心之地，发动革命，终于有了1911年10月间的武昌起义。其后，宋先生参与临时政府之筹设、相关典章制度之制定，并联合友党将同盟会扩大改组为国民党，透过宣传与组织而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具备组织共和国第一个政党内阁之实力，其间也遭遇到同志之不满、异党之猜忌，政治强人袁世凯之利诱、分化，但宋先生均能克服重重险阻，以而立之年成为国会多数党之领袖。此种刚毅正直、坚毅不拔的精神，可说是将湖南人“霸蛮”、“不信邪”的精神，从正面发挥到了极致。

总结一句，宋教仁先生一生所展示的是：他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的信仰者，提倡者与实践者；一个不为利诱，不为势劫、奋斗到底的人格者。在清末民初许多志士仁人中是非常杰出的一位。（本文未完待续，作者为湖南湘潭人，曾任：政治大学校长，行政院新闻局局长，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现任：中华湖湘文化发展协会理事长，中华两岸经贸投资文化教育协会理事长，政治大学、淡江大学兼任教授。102年3月9日在台北宋教仁先生学术研讨会开幕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