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谣「过新年，穿新衣，戴新帽」，不知有多少中国人，传唱了多少个世代，但在100年前的那一代孩童起初并不知道，应该在“国历”新年1月1日元旦唱？还是等到“农历”春节大年初一吟？问起大人照样搞不清楚，不僅僅是老百姓不明白，就连官府中人也弄胡涂了。原因在于国民革命才刚成功，民国历法全面改革尚未完成。
自古以来，百姓人家沿用了几千年的农历，过去农业社会习称的“农民历”，到了民国肇造，为求万象更新，并接轨西方历法，经过两年探讨之后，决定西元1914年开始，将一元复始的元旦之名，提前移到国历1月1日，农历正月初一则改叫春节。因此，明天的2013年2月10日，即将到来的岁次癸巳、生肖属蛇之正月初一，乃民国三年以来之第100个春节。同时，相对于农历与国历，便产生了阴历与阳历、旧历与新历的说法。
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孙中山先生自海外经上海抵南京，接任大总统后立即有所发现，历法乱象实则隐含了革命势力各自为政的危机，认为有改正朔、求统一之必要，建议以中华民国纪元，引用為公历元年以至亿万年，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也就此叫响；而世界各国通行的西元、公元多少年，连同满清余孽皇朝帝历，一概被丢入历史的垃圾桶。中山先生的解释是，废除皇帝年号改用民国的国号纪年，既强调了新国家的共和体制，也便于百姓记忆；援引阳历则是为了“世界大同”，便于与西方国家的商贸和外交往来。废止阴历的理由也很充分，在於预算年度减少岁闰麻烦。
孙中山的认知呼吁，竟未獲得一致的认可。在是年底的各省代表会议上，来往交鋒磋商颇有争议。在关于颁定国历的议题讨论中，代表中山先生出席的黄兴提议改用阳历，實即中华民国纪元，以新天下人耳目，然而代表中多有主张维持旧历者。经过几番激烈辩论，孙中山依旧坚持己见，并放话不通过该决议，便不会到南京就职，一时间几成了僵局。最后在代表会议中充分讨论，此一新议始获勉强通过。那天正是阳历1911年的除夕，争執至深宵终告作出决定，连夜电复中山先生请即就职。 如此大刀阔斧地破旧立新，的确显示出新领袖的自信与作风。不过普通人可能只記住，那一天是辛亥年的冬月十三日，完全未意识到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意义，也全然不晓得国史上有这么一段政治角力。
總統府国史馆馆长、粥会名贤蒋复璁先生，当年正在浙江杭州读小学，校方要求很严格，规定晚上九点休息，进房即睡觉，不许聚谈和看书。但十三号那天晚上，复璁先生表弟前来看望，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天被发现了。第二天，老师把蒋复璁痛骂了一顿，又准备记小过一支，此時校外忽然打来电话，说今天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月二日，昨天是元旦，改用阳历，放假一日，老师这才没有祭出记过處分，以便大家和睦過個好年。
根据我国历书的记载，过年起源于殷商时期，存在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最初日期并不固定，秦朝之前有段时间，先后规定过12月、11月、10月的第一天过年，直到汉武帝实行“太初历”，才正式确定在正月初一。从殷商至清朝，过年还有元辰、岁朝、元日、元旦等多个名称；虽说历经多次更改节令名，到如今春节过年这头一天，却始终是华人家庭最热闹的传统节日，当然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下，近年来似乎年节气氛变淡了些，海峡两岸过新年的现况都差不多。

回想1912年，中华民国宣布改阳历１月１日为新年，当时在民间推行阻力还很大，百姓仍要在阴历正月初一过年。1914年1月，时任内务部总长朱启钤为顺从民意，提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国民均得休息，公务人员亦准给假一日；当时签呈经袁世凯批准，就此奠定了阳历年首为元旦，阴历正月初一为春节的并存格局。从此农历春节与国历新年，和睦共处了整整一個世纪。
这100年以来，春节也随着时代进步与经济发展，而有了显着的变化。民国初期那20多年里，政府一直试图将贺年、祭祖、走春、贴春联等民俗活动，挪移到阳历元旦，是民间强烈的传统意识，无形之中保住了固有春节。不过民意有如流水般，曾几何时有意无意之间，传统过年形式已逐渐简化，部分人改到餐厅去吃年夜饭，登门拜年变成电话、简讯或网络贺岁，今年甚传有颇多人作不同选择，干脆出外旅游来度过9天春节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