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从宋教仁的政党才干来看。首先是政治才干。他在日本流亡、留学将近7年之久，广泛涉猎了西方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先后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俄国制度要览》等著作。
通过对这些著作的学习与翻译，他对各国政党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诸如：提出政治纲领、凝聚社会共识；实行政治与组织领导；表达各团体、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参与；进行社会整合与政治动员等等，都必须通过政党去实现。
对照西方的政治制度，他深感中国必须推行政党政治，实行纯粹的政党责任内阁。
他到处宣传和鼓吹自己的政见，始终不渝地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不懈努力。他对当时有名无实的内阁制与“混合内阁制”极为不满。1912年6月17日，当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时，他一天之内三呈辞书，坚决辞去了农林总长的职务。
后来袁世凯为了拉拢他，故意放出空气，说是可能任命他担任国务总理。范源濂、刘揆一等人劝他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孙中山也推荐他为袁世凯的总理人选。黄兴则专门致电动员他担任总理。他都以“非纯粹政党责任内阁”为由而予以谢绝。
当袁世凯拼凑的陆征祥内阁成立之后，以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员，为了表示坚持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立场，第二天便发出通电，宣布同盟会阁员全部退出内阁。同一天，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王正廷等再次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挽留。宋教仁、蔡元培等为了表示辞职的决心，于7月10日致函陆征祥，声明“自即日起，一概不到院参加国务会议。从14日起，不再到部办公。”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才正式批准宋教仁等人的辞呈。为了拉拢同盟会中的临时参议院新议员孙毓筠、胡瑛和沈秉坤，袁世凯准备任命他们分别担任教育、农林、工商总长。
宋教仁等人对此极为不满，公开指责袁世凯此举是一种“逼奸政策”，并委派魏宸组面见袁世凯，要他放弃这一任命计划。同盟会并于7月16日开会，正式否决了孙、胡、沈3人参加内阁的意向。以上这些举动，都充分表明了宋教仁等人实行政党责任内阁的坚强决心。
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制订了一系列实行政党责任内阁的法律法规。如1911年10月，他为武汉军政府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正式法律，他在中国第一次公开宣布：“人民一律平等”，“人民有选举投票及被投票选举之权”，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宗教信仰、居住迁徙等自由。这在中国宪政和民主史上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再如，1912年3月，他为南京中华民国政府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据有关资料透露，这部约法是宋教仁在一夜之间写成的。3月8日经参议院审议并通过。同年8月，他又为国民党起草了《国民党成立宣言》。
这些法律文本的内容和形成，都充分显示了宋教仁实行政党政治的主张与政治才干。至于他的政党组织才干，上文已有详论，兹不赘述。
综上所述，民国初期，在宋教仁等民主先驱的苦心孤诣与大力推动之下，中国已初具“两院制”与“三权分立”的雏形。这在当时来说，为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且国民党已有“一党独大”之势，成为袁世凯反对政党责任内阁、阴谋复辟帝制的心头之患。
所以，抢在正式国会召开之前，迫不及待地派出特务，把宋教仁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宋教仁的鲜血没有白流。他短暂的一生，为国民党的成立和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民主、共和、政党、法制等方面宝贵的精神遗产，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全文完﹞（作者为常德佳和粥会名誉会长、宋教仁常德研究会常务理事，2013年3月9日在台灣紀念宋教仁殉難100周年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