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革命民主先驱者宋教仁（1882～1913），自号渔父，湖南省常德市桃源人，故又有笔名“桃源渔父”；民国二（1913）年3月20日，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他，不幸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遇刺，两天后的22号，回天乏术而殉难，烈士英年早逝时，固虽只有三十出头，然则他的功绩超乎想象，影响后世国势十分深远。
去（2012）年纪念渔父先生百岁诞辰，一羣仰慕英烈的有识之士，有发起筹组台湾宋教仁研究会之议，遂向主管官署内政部门提出申请，业经﹝台内社字第1010297635号函Ｊ批复：「同意办理」在案；顷依规定召集两次筹备会议后，决议在今（2013）年先生壮烈成仁一百周年纪念日之前，亦即3月9日正式成立民间学术社团，来与海内外各地同志追怀他，并研究他对国家民族的无私奉献，进而弘扬他成仁取义的献身精神。
两年前“首屈海峡两岸宋教仁学术高层论坛”，在宋氏故里常德举行开幕式时，我代表台湾方面发表演讲，题为《辛亥革命人物宋教仁于右任生死与共患难之交》，其中针对先生奉献及精神已多所阐述，详见《宋教仁研究论文集》全文照登；本文谨就先烈生平事略部分，尤其是对国民革命与民主宪政的贡献，加强力度补充说明如下：
先说革命先烈宋教仁未曾亲历过战役，而被人置疑乙节。他在革命成功那节骨眼，可有任何功劳或苦劳吗？事证毫无疑问，很清楚交代了，革命党人于右任和宋氏追随孙中山，尝在上海投身革命喉舌事业，筹办《民呼日报》鼓吹革命建国，宋教仁还担任主笔；民呼旋被查封，又另起炉灶办了《民立报》，1911年春间的报端，更出现大量署名“桃源渔父”和“渔父”的批评时政文章，痛斥满清政府腐败昏庸无能，预言列强将进一步侵略中国，无惧地文攻武斗强杈。后来的广州、湖北军事行动中，文武兼备的宋教仁也都不想缺席，均因路遥驰援不及，而未能见现身火线，幕后运筹帷幄之功仍不可没。
特别是辛亥年武昌首义时，黄兴兼程共赴国难，从海外潜回上海，宋教仁马上响应，一同赶到湖北，这时黎元洪已经当上大都督，宋教仁犹一心护主，想让黄兴督领两湖（湖南湖北），地位驾临黎之上，以便将来组织全国统一的革命军政府时，革命党可以居于优势主导地位。但是宋教仁想归想，并没有成事，嗣后又联络各方，想设立革命阵营的大元帅府，再推黄兴做大元帅，让黎元洪副之，又没形成气候。其实黄兴一直就是要推孙中山，作为建立革命政权的领导人，故一当听说孙文回国，立即就跟各方势力协商运作，希望公推做民国大总统，宋教仁当然义不容辞支持。等到进入实质选举阶段，光复各个省组织了代表会议，17票中有16票顺利开出，推选孙中山出任艰巨，众望所归之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于焉有主。民国肇始，百废待兴，宋氏居间，协助黄兴，调和鼎鼐，稳定政局，竟因枪声划破长空，壮志未酬却身先死，无奈空留遗憾而已。
次说民主先生宋教仁思想太过前进，也被国人存疑之部。宋氏参酌近邻日夲、与西欧英国政体，为实现中国民主宪政做了很多努力，一是倡导国家法制化，他非常重视法律、宪法的建设，制宪是民主共和所必需的；二是主张责任内阁制，他坚持实施宪政体制，做到真正的民主，真正是民主宪政。若因此种前无古人的前进思维，就认为宋教仁太先进太过头，倒不如就此确认他的历史定位，乃走在时代前头的民主共和先知先觉者。
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宋教仁就率先主持起草《鄂州约法》，诚属国史上第一部共和形式的现代宪法；当时此一《鄂州约法》虽然没能予以落实，但对后来各个省颁布的约法影响很大，亦成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根本大法基础，也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自军政过渡到训政时期，直至1946年完成《中华民国宪法》，完全进入宪政时期的主要参考依据。
此外值得观察的是，在“国史馆”印行的《中华民国史事纪要》里，如麻国事当中，1924年1月条载两件事，一小一大并列：前者系小事一桩，文指「13日，丁福保等在上海成立粥会，自此成为文化人士雅集」，于右任乃粥会名贤，公开推崇宋教仁实足代表民族正气；后者为国家大事，即「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宣言指出「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在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淖地狱。----真为宪法而奋斗。宪法之成立，唯在列强及军阀之势力颠覆之后耳」。
综观国民党的发展历程，自蒋介石时代国府行宪、转进台湾，到蒋经国在台励精图治、解除戒严，其间為回归民主奋斗不懈，最大关键在于1978至1988年，主政阶段积极主动贯彻宪政宏规，循序渐进式实施一系列政治改革，替台湾经济进一步的健康建设、和成功起飞保驾护航。
今天1月13号纪念蒋经国逝世25周年，我所能做的最有意义事情，就是检视出蒋氏主政那黄金十年，做法都有宋氏民主宪政的影子，想法皆不脱当年宋教仁的精神。如果有人假设说，今日两岸关系步入和平竞合，最大的公约数是孙中山思想；那么我就得明说，未来两岸发展走向和平统一，最小的公倍数是宋教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