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已是10月8日，宋遂以于右任不在上海，托辞《民立报》无人负责，仍旧留守上海观望。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由于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都不在，新军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宋教仁拿着电报只有望“洋”兴叹。

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孙中山被选为国民党的理事长，旋赴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而代理国民党理事长，并主导国内党务的宋教仁路线，则是试图在体制内，以内阁制来架空袁世凯，或许这巳为宋埋下了杀身之祸也未可知。

1913年2月1日，宋教仁自老家湖南省常德市桃源起身，经长沙、汉口沿江东下；嗣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彼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昂，宋所至之处大受欢迎，到处无不人山人海，宋教仁亦随地推广宪政理念，强力主张「责任内阁制」，认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

宋的民主宪政要旨，志在产生纯粹的政党政治，经过国会多数党领袖任内阁总理，负起政治责任，组成责任内阁，由此先行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可惜的是，宋教仁壮志未酬身先死，未及等到内阁制的倡议获得实践，就遇刺而身亡。当年，如果袁世凯能深明大义，又能明察世界潮流，对“一人天下”的帝制不抱期待，放手让宋组阁，则中国华盛顿或民国“国父”之名，无疑非宋教仁莫属，而整个中国近代史就将为此改写。

宋教仁之死与于右任原本毫无关系，但两人却有一场生死与共的经历。话说1913年3月20日22时45分，时任国民党代理事长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遭到冷枪袭击，延至22日不治辞世，终年不过31岁，诚系英年早逝矣。在生命交关的最终那一刻，身体和心理最接近宋的正是于右任。

据目击者事后回忆，宋教仁中弹身体趴倒下来，马上用手把于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吴铁城等人等，合力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宋教仁独独向于右任留下遗嘱：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未完待续，作者为陆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