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粥会新闻中心讯）再过35天之后，策筹了1年多的『于右任法书纪念辛亥展』，就要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中山国家画廊开展，为因应海峡两岸两个侨联的请求，并考虑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求，又审酌粥会前身世界社在百年前任务的要求，本会内部会议决定与国父纪念馆情商，在既定于书展同时间之其余空间，勉力促成附带陈列『华侨与辛亥革命暨建国方略体现图片展』。本会理事长陆炳文今（16）日重勘图片展场、该馆文化走廊后，颇以为仿地说。

此事能够令陆理事长感到骄傲的，不是指他的人脉有多好多广，也不在于他的沟通协调有多行，而系承乏粥集文会近12年，陆炳文的努力不无所得，得到了台北广大文化圈的支持，找到了文化人士雅集的支架，这副支架不但架起了粥会一片天，而且支撑过民国初年的半边天。

陆理事长以《国父遗嘱》为例，点出与于右任、吴稚晖、李石曾、和孙科等粥会名贤，乃至世界社另一发起人汪精卫（兆铭）谜样的关系，它关系着国家民族兴衰存亡，关系着国族历史发展轨迹。

话说孙中山于1924年12月31日抵达北京，不过五天就积劳成疾，不得不住进协和医院治疗。接受手术前，孙曾下手谕由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等五人组成北京政治委员会，对于重要事务均由该会议决行，并以鲍罗廷为顾问。此间，吴稚晖与鲍罗廷屡屡发生争执。

关于吴稚晖同鲍罗廷的争执，于右任曾在一篇悼念吴的文章中指出：“民国14（1925）年，国父在北京患病，成立北京政治委员会，稚老与我皆任委员，这是我们首次共事。这时鲍罗廷是委员会的顾问，稚老与鲍罗廷初交手时即一字不让，后来讨论遗嘱与鲍罗廷的争辩，更为激烈。起初鲍罗廷把稚老当作一位中国老儒，到讨论终结，才知道他是一个博学多闻而有超越见识的时代大学者。国父遗嘱的完成，吴先生有大力焉。”即从此时起，吴稚晖对国民党采取联俄联共政策，开始坚持反对态度，吴本人倒一直没有否认，也不曾说遗嘱是他起草的。

回头说国父延至2月20日病情加重，医生认为回天乏术，不如趁清醒请示遗言。于是在侧者便推汪精卫、孙科(孙中山长子)、宋子文(舅子)、孔祥熙(连襟)四人为代表面恳孙。再推由汪念出字句有：“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国民党编写的党史上载：“于是兆铭等申请总理预备对同志之遗言，由兆铭笔记”。可是，张继在其回忆录中，则另有说法：总理临危时，于右任以为万一不幸，应有昭告国人之遗命、遗诰、遗训，名称未定。稚晖以为吾辈系平民主义，不应带帝王语气，方决定“遗嘱”二字，原稿由稚晖起草后，再三商榷修改，乃改为今文，兆铭亦修改者之一，并非如党史纪要所云，亟应更正。于右任也多次讲孙中山遗嘱是吴稚晖起草的，并称遗嘱完成，吴稚晖“与有大力焉”。

此即《国父遗嘱》与诸粥贤的关连，而遗嘱首提国父所著《建国方略》，关联到华侨与辛亥革命成功后整个国家建设的走向，关联到国父纪念馆附展辛亥革命暨建国方略体现图片诉求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