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是谁帮助年轻的邓小平迈出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关键一步？邓小平之女毛毛所着《我的父亲邓小平》和大型文献电视片《邓小平》，都满怀敬意地提到了邓小平的老师汪云松。“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人公推吴玉章先生，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的功臣，当属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先生。”

汪云松，字德薰，1874年生于一个商人家庭。汪云松从小就喜欢读书，青年时考选上贡生，入北京国子监深造，由此有机会与京师的皇亲国戚交往，不仅获得了包括乾隆、康熙皇帝御书在内的大量珍贵古玩字画，而且还与末代皇帝溥仪的哥哥、古乐大师溥雪斋有金兰之交，曾换帖结拜为兄弟。1905年，他携眷属到江苏出任知县，其妻汪廖氏常以廉正爱民相勉，因此颇有政绩与口碑，不久就保升道台，奏调吉林先后任省官银号总办、电灯总局总办、五常府知府等职。尽管当时盛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但辛亥革命成功后，汪云松携眷返回重庆时，除了带回一些古玩字画和在吉林十分便宜的皮衣外，再没有其它财产。幸亏其父经商尚有不少收入，一家人回渝后的生活才无后顾之忧。

此后，他见重庆城缺医情况十分严重，便与巴县乡贤刘焕彩、李晴湘、朱叔痴、王凤鸣等人筹办起了巴县医学堂，后改名重庆官立医学校、重庆商办医学校、重庆存仁医学校等，并一直担任董事。这所学校，为重庆培养了不少医学人才。此间，汪云松除了协助父亲、弟弟经营济兴隆商号外，还于1919年与孙仲山、何鼎臣等人创办了大中银行，亲任总经理。该行资本曾达到100万元，并在成都、武汉、上海等地设有分行。鉴于他的名望与人品，当时被推为重庆总商会会长、重庆市参议会议长。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之后，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兴起了颇有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旨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在四川，在吴玉章的倡导下，成都于1918年率先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当这批学生途经重庆，在朝天门码头意气风发地登上轮船沿长江出大海向欧洲进发时，时任重庆总商会会长的汪云松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并深受感染。当年在清朝为官时，他就赞成康、梁的维新主张，还珍藏着康有为手书的横幅。

但变法维新以失败告终后，他的思想遂倾向革命。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又使崇尚实业救国的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之后，他多方奔走，向杨希仲、朱芾煌、黄复生等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集资数万元，并经当时的教育局长温少鹤同意，于1919年8月28日正式成立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汪云松亲任校长，校舍设在重庆夫子祠内。

汪云松筹备留法预备学校时，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正在重庆。闻知这一消息，具有开明思想的邓绍昌立即请人带话到家乡广安县，让长子邓希贤中止在广安县中学的学习，到重庆来读留法预备学校。于是，同年9月初，预备学校已经开学了，15岁的邓小平才风尘仆仆从偏僻的广安县赶了来，作为自费生参加学习。这批学生共有110人，分为公费生和自费生。公费生由学校提供300元旅费，自费生由学校提供100元，自己筹集200元，毕业经考试合格后即可成行。

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学习，通过毕业考试、体格检查和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有83名学生合格，邓小平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名。正当学生们忙碌地进行着奔赴异国他乡的准备工作时，从学校筹划、集资、选址、聘请教员、考试到最后办理签证都极尽热心、亲自奔走的汪云松，把邓小平找到一边，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300元送给他，并热情地勉励一番。汪云松为何给邓小平如此优待呢？与汪云松关系一向亲密的外侄孙杨钟岫（现为重庆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当时任重庆《新民报》记者）接受笔者采访时解开了这个谜：

“解放战争时期，当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威震四方时，舅公就带着几分自豪地对我说：这个邓小平原名叫邓希贤，曾是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里，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学生之一。希贤这娃娃，有两点我最喜欢：一是稳而灵活，干啥子事情都很有主见；二是爱国有正义感。当时我就觉得，希贤这娃娃将来定有出息！”这是云松先生在近一年时间里，从邓小平话语不多但学习刻苦认真、在抵制日货斗争中的表现中认识到的。

1920年8月27日下午三时，汪云松将邓小平等83名川东子弟，送上了“吉庆”轮。

获得汪云松帮助的不仅仅是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高潮时，由于资金和名额所限，川东一些青年只得直接自费去法国。1919年底，江津县的聂荣臻和十余名青年每人自筹300元，来到重庆。但他们与法国领事馆不熟，于是找到在重庆《商务日报》当编辑的熟人刘颖彬。刘颖彬便找到与法国领事馆十分熟悉的汪云松，委托他为聂荣臻等代办护照。汪云松自然热心应允，几经奔走，终于使聂荣臻一行于12月19日顺利地从朝天门码头启程；1922年春，担任云南省警察厅长的朱德因避祸途经重庆，准备到欧洲寻找共产党。那天晚上，曾与朱德共事的川军将领杨森宴请朱德后，决定送朱德一万元旅费。可经办人员去银行办理时，银行已经关门。然而，汇票又必须当晚汇出。无奈之际，经办人员找到了担任大中银行总经理的汪云松，汪云松当下就爽快地把事情办妥；据汪家一位亲戚回忆，20年代初，当陈毅等留法学生被迫回国时，经济极度困难。汪云松闻知，又想法筹集了一大笔经费汇去，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后来，汪云松还一直对家人说：“小平就最认我这个老师！”另一位赴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在总理任内见到汪云松，也曾称赞说：”汪老先生你真不错嘛，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注：指邓小平和聂荣臻）！”（贾昭衡口述）［来源：陈冠任01的博客  2015/06/01  作者代表作《宋庆龄大传》］

［编按］汪云松的声望与人品，使得与重庆的各界名流，和后来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要人多有交往；杨森更是做过国民党军上将，和国民政府的高官，在退休后则来到台湾，为文化人士雅集台北粥会第三任会长。而旅欧勤工俭学的倡导人，众所周知，乃台北粥会第二任会长、北京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李石曾，以及粥会精神导师吴稚晖等国民党人，吴稚晖且为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校长，蒋经国就是岀身该校，只是去了东欧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吴稚晖当时是陪伴预备学校结业生，一起坐船前赴西欧法国，并自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时名邓小平的邓希贤，和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都在里昂该校读过书，只有邓希贤没有毕业，因为闹工潮被遣送回国，再改用今名邓小平出国，转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才跟蒋经国成了同校同学，尚且是同一亇寝室的室友，又系学校里共党支部同一小组的同志，据了解到小组长竟然还是蒋经国。（吴稚晖原机要秘书、粥会名贤陈凌海口述，全球粥会世界总会长陆炳文纪录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