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上海火车站，一颗罪恶的子弹射进了宋教仁的身体，结束了他那年轻的生命。宋教仁以生命奋斗追求的民主宪政，也从此被打进冷宫，而中国的国运，也就此一波三折。2013年3月，恰逢宋教仁殉难一百周年，宋教仁的故乡湖南常德和他被刺地上海，分别召开纪念研讨会，作为宋教仁的研究者，我有幸应邀参加。不料研讨会却一波三折，令人感慨。
还是在2012年，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和常德的宋教仁研究会就准备筹办宋教仁纪念研讨会，并准备在上海、常德两地开会，常德是宋教仁被刺日，即3月20日，上海是宋教仁去世日，即3月22日，但在经费上遇到相当的困难。宋教仁研究会会长谢春开先生是热心人，他是宋教仁故乡桃源人，景仰宋教仁，热心推动宋教仁的研究以及向公众宣传宋教仁。他退休前任职常德市政府，可以利用各种关系。尽管如此，得到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而桃源县根本就不肯赞助经费。其实我们开会用不了多少钱，因为学界的人不讲铺张，不讲排场。
到了2013年3月，总算可以开会了，但规模大大压缩了。除了常德本地区同行外，有数位长沙、湘潭去的同行和已经退休的政界领导；省外去的，只有北京的耿云志先生、金以林先生、邱志红女士、我和广东的王杰先生五人而已。我在想，如果是别的地方有这样级别的历史名人，地方官会不遗余力宣传、支持研讨会，借此提高地方的知名度，也好推动经济发展（尤其旅游），唯恐落人后，而桃源县政府根本就无人与会，真难以理解。
常德的会是3月20日开的，研讨会是成功的，有不少媒体做了报道，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反响。不料就在20日凌晨，上海方面负责主办研讨会的陈元麟先生突发心脏病去世。陈先生原是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的秘书，现为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会长，只70多岁而已。他的去世不但让我们深感遗憾，最大的问题是上海已无人主持。据说上海方面陈先生也是想方设法，多方奔走，在多次碰壁后，终于取得一些社会人士的支持，才能开会。
因为会议所有的事情都是陈先生一人联络，所以上海研讨会一下陷入了困境。若要不去，则我们从常德去的二十多人往返机票、车票（北京、广州由上海直接返回）都已订好，退票已不可能，包括将从台湾去上海参加研讨会的，台湾宋教仁研究会的朋友们也已订好往返机票。协商之后，我们决定还是去，至少去宋教仁墓祭拜一下。
飞机3月21日晚10点多从常德起飞，到上海已12点多，因为陈元麟先生去世，没有人接机，我们所有的人全是打车到宾馆，包括耿云志老师。我们住下已是两点了。
到上海的晚上，实际已是3月22日凌晨，最奇特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刚睡下，只听雷声震耳，久久不绝。雷声就是响在宋教仁去世一百年的时候！我在南方生活十多年，雷雨一般在6月以后的夏季，春天打雷极少见。难道是宋教仁显灵？死时太年轻太年轻。
他生于1882年，死时还不满31岁。真正是壮志未酬，心有不甘！临死前在给袁世凯的电报中，宋教仁仍念念不忘民主宪政：“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台湾方面的海峡两岸和谐文化交流协进会会长陆炳文先生，本是应邀参会者之一，因为陈先生去世，提前一天到上海张罗研讨会的事情。这位颇有能耐的陆先生，还是真能张罗大小事啊，我们第二天得以集体去闸北宋教仁墓祭拜，给我们开车的，居然是一位企业家，应是陈先生的朋友、或陆先生的朋友。
22日上午，我们到闸北公园拜谒宋教仁墓，下午，我们如期开会，参会的有五个民间机构：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宋教仁常德研究会（这个名称有点怪，上头批的）、中华辛亥文化基金会（主要是辛亥革命者后裔）、台湾宋教仁研究会，最后便是海峡两岸和谐文化交流协进会。
这个研讨会真是一波三折。我现在把这些事情写下来，为纪念宋教仁和那些为了中国文明进步而洒血的先辈，也为我们自己。(来源：迟云飞的博客 2013-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