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轨迹告诉我们，在“大是大非” 大旗下，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坚信顺之则昌乃大势所趋，坚定反对台独逆流，坚守浩然正气必亡逆贼的民主阵营，站在民族大义这一制高点上看，台湾主流民意与大陆方不谋而合，国共双方似乎形成某种默契，对防止国族陷入分裂，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同样的情况亦发生在沈之岳身上，临终前最后两年的求解问题，被形容成「有智有勇治国有方，一保二主两边无伤」，大陆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评价这两句话之外，还自我评断「他俩都各为其主，为中华民族赤胆忠心」。探究这个表态不也是勇敢面对“大是大非”，在当前根本原则问题上，说出对得起良心的肺腑之言。
单论价值观、道德观，余认为并没有准确的“大是”、“大非”的定义，但在法则上、理论上，显然是存在的。在《对敌作战策略》册中，开宗明义说：「这一业务是兵学上属于高级技术，而且又是充满理论、法则的一个问题」。另段文字补充：「古今中外的兵学家，主要任务就是用智能之战，从事深入的研究与讨论，如何的获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致胜之道」。古往今来，屈人之兵而能不战，或战于微，战于无形，战于机先，战于敌后，战于未发，诚皆“大是大非”的极致表现。
根据这样的基本认知，反观沈之岳的爱国表现，早岁在上海复旦大学，斡旋于“二主两边” 之间，或许指的是戴笠与康生；青壮时机成熟期，先后在延安及重庆，又可能同时侧身毛泽东和蒋介石；晚年撤退到大陈和台北，也许是夹在蒋介石跟蒋经国当中。我不清楚实情，恐怕没有人知道内情，只有沈师自己心知肚明。因为这不单纯是低阶的所谓“双重间谍”，而系属于兵学用间的“高级技术”课题，这一业务实施理论、法则和技术运用的部分，已进阶到了“大是”、“大非”定义之外，最高层级的原则性是非问题，完全归属于智慧之战的战略性范畴。
其实在漫长的国族生存发展史上，历来出于某项国家战略思考，抑或某些分合原因考虑，昨日之“非”与今日之“是”，不停地交错，不断地更迭，已屡见不鲜，且司空见惯。我长久观察发现，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面，有一种阶层性的长期默契、与阶段性的定期交替出现，无论朝代如何更替，不管政杈如何替换，打闹亦好，合和也罢，唯独华夏文化一脉、神州大地山河一统，一直是国族成长的常态、与历史潮流的趋向，千百年来早就根深蒂固，植根于中国人内心深处。
今天11日周二，不平凡的平凡人沈之岳纪念会召开前三周，调查局干部参会人员名单确定到手，同时行政院陆委会王郁琦主委登陆确实成行，二度与大陆国台办张志军主任会见，这不只是两人交手、或两单位交涉的开始，确为两岸自1949年隔海分治以来，首次官方正式会谈。“王张二会”所代表的意义是，两岸事务主管部门已着手建立沟通管道与机制，将可逐步扩展至两个政府其它的机关，建立全面性的治权协调机制，此时的海基会与海协会两个白手套，总算可以功成身退，两会必然走入中国近代史，两岸也必然摆脱海陆隔离，而直接触及国家主杈意识，官方无可避免必湏正面交锋，涉入主杈行使的大开大合议题。
依我的管窥乐见到，两岸官方交流制度化启动后，两岸关系等于进入国统纲领第二阶段，众所期待今年北京的“马习首会”，APEC经济领袖高峰会前后，在国际场合外的中国领土上可望实现，姑且选择大陆辖下的外岛，还是挑中台湾管辖的离岛，都将是两岸相互承认治权的最关键一步，等到了这一步成功达阵之后，未来之中华国族完整统一策略，就不存在应否完成的政策面问题，不存在“大是大非”问题，有的只是在国家战略指导下，有的只是在既定一中架构里，寻求两岸均可接受的安排，一统究竟该采用何种方式？将于什么適當时间？与具何等定位价值？这三项全然为事务性、战术性的问题，一次性彻底解决而已。
目前两岸关系刚要情势大好，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当作如是想，并分别交付任务给政府团队贯彻执行，可是我要特别提醒两岸党政高层，尤其是作为涉陆涉台单位上级领导，当同志在我认为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辨是非或不明事理时，我当家作主的人该怎么办？两岸和平发展的前途该怎么办？我们守护的共同家园该怎么办？这些得以历史为镜，以历史人物为借鉴，即使是过去的敌对势力案例，有如现成的《对敌作战策略》所列，拿出来攻玉攻错也无妨；大陆易手之后，国府播迁来台，蒋介石终其一生，就念念不忘统一中国，就念兹在兹“大是大非”。
余在此必须为之肃然起敬，向求解“大是大非”问题的平凡人致敬，包括不平凡的历史英雄豪杰和当今领袖人物。倘若恩师地下有知，谅也不至于反对吧！今早台北格外冷飕飕，低温下探摄氏十度，愚生心中反而暖洋洋，原因之一在羊毛衣加身取暖，这件沈师生前最爱的套头白衫，沈师母于先生百岁冥诞时转送给我。晨起顺手取用案头这只派克老钢笔，您1970年3月24日赐颁的绩优奖励，沾墨带泪竟成此一長文以为纪，并将祭告恩师聊表寸心于灵前。（脱稿于台大书香园如意斋：全球中华粥会世界总部，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