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国民党元老，一代书法大师于右任临终前念念不忘大陆，祈盼祖国早日统一留下的千古哀歌当哭，其情弥笃，其言痛楚。于右任遗命安葬於台北阳明山海拔700多米之巴拉卡高山，隔海相望中原河山，墓园牌坊石柱上刊联有：“革命人豪，耆德元勋尊一代；文章冠冕，诗雄草圣足千秋。”

　　一袭长衫，美髯飘飘，这便是于右任的标准像。于右任，（原名伯循，公元1879年-1964年，陕西三原人），曾在《于母房太夫人行述》中说，自己“生在历史上代产圣哲的关中，有雄壮的地理，有深厚的文化，又有亲爱的家庭，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应当堂堂地做个人”。1906年，于右任东渡日本，得识孙中山先生，“做彻夜之谈，并加入同盟会”，从此追随孙先生革命。他相继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报》、《民立报》等，评论时政，倡言革命，鼓吹反对封建帝制。辛亥武昌首义，《民立报》为其大造舆论，以“纸弹”横扫全国，其功不下於武昌金陵振甲攻坚之革命军。辛亥革命成功后，于右任为其元勋之一，入主国民政府担任要职。后参加了反袁和护法运动。他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后，访苏俄，回国经蒙古大沙漠，备历艰险，其《东朝鲜湾歌》诗云：“晨兴久读《资本论》，掩卷心神俱委顿。”抗日战争时期，他赞同团结抗日，主张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胜利后，他反对内战，为争取和平做了很多的努力。于右任自1930年起被推举为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之职，后被迫到了台湾，1964年病逝。终其一生，于右任德高望重，清廉正直，无时无刻都在为国为民奔劳之中，备受世人景仰。他曾多次书写宋朝著名哲学家张载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表襟怀与宏愿。

于右任是位爱国者，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近现代杰出的书法家。他是南社早期的诗人，诗、词、曲都有很高的造诣，曾写下许多寄托着国家民族兴衰之情的诗篇。而为世人所盛誉的，成就卓著的还是他的书法艺术。《右任墨缘》中有诗云：“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　湿枕。”于右任的书法以北碑为根基，参入木简，使二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北碑书法雄强骠悍的气质，正是大丈夫顶天立地的写照。于右任早期书写的《蒋母王太夫人事略》、《邹容大将军墓志铭》均为痴情北碑的结晶。1923年，由章炳麟撰文，于右任书丹，吴昌硕篆盖的《故　州判张君墓志铭》，因集近现代书法界卓然大家共同完成，被时人誉为“三绝”。此时于右任师从魏碑已臻成熟，他给那种方而偏扁的结体中，注进了新的活力，即篆、隶、行甚至草法的用笔，形成了潇洒峭拔、简洁质朴的独特艺术个性。嗣后，他的每一件力作几乎都能给人一种新的感受。1930年，他为革命先烈、巾帼英雄秋瑾亲书了《秋先烈纪念碑记》（碑文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撰文），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现代书法大师的地位。翻开中国书法史，我们很难找到像此碑一样的笔墨精到同时又端庄优雅、气象宏阔的楷书作品，可以说该碑是作者将艺术技巧与生命激情完美结合的典范，也是诗人的胸怀、高尚的情操、深博的学问的综合体现。

如果说于右任行楷书基本上还是保持了魏碑书体的话，那么他的行书和行草书则完全是个性化的。他在每个字的中宫收紧不散的前提下，令其巧妙变形，而使正者斜，斜者正，短者长，长者短，平整者参差有致，在一种有意无意的把握之中，挥洒一种奇绝天真、烂漫大气、浑然天成的态势。于右任在不断创新中写出那种脱胎於魏碑书体的行草书之后，继而专攻草书，致力於标准草书的创立。古代草书的出现，多半也是为了便捷的缘故，后来渐渐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许许多多书法家就是凭着那腾挪跳跃、奔放逶迤的神奇线条来抒情达意。同时书家又溶铸自己的结构思维和审美定势，自成一体，正所谓：“草书出了格，仙人不能识。”于右任有感於此，遂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於1932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了草书研究社。他广泛搜集前人的优秀草书作品，集字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而后自己又手写一遍，刊印行世，成为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的重要著作。

草书俨然是于右任艺术生命最后的象征符号。作为草书家的于右任已是一个绚烂之极、归於平淡的超凡脱俗者，因此其作品中更多的是温润、文雅与从容。尽管在于右任的“标准草书”中也有结构开放、笔意纵达的作品，但大多数作品中的字形结构相对内敛，字与字间形断意连，即一字中的笔画只与本字内的其余笔画产生映带关系，而不与或较少与其他字的笔画发生关系。此种结构方式，使整件作品在章法的连贯与完整上与传统的草书有明显的差别，于右任能够克服这种习惯性的章法，凭借娴熟的驾驭线条的功力和自信创新的精神，在浸润传统以碑御帖的基础上，真正做到了以“我法去写《兰亭》”，开拓了草书天地一片新意境，几乎笔笔中锋，内蓄精气，神酣力足，刚柔相济，并由参差错落、随手拈来的字形一气呵成，墨韵贯通，圆转流畅，透露出一派儒雅蕴藉之风。书画家钱君　评其字“为五百年来所难得”并非夸大之词。而在中国近现代书坛上，于右任被誉为“当代草圣”。

　在中国书法史上，于右任既有传统书法家的共性，碑帖相融，底蕴深厚；但他更能阐扬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书法家的个性，从理性的高度和审美的立场，充分发掘魏碑、章草、今草及敦煌写经等史传书法瑰宝的艺术魅力，同时将其与自身的经验、情感交融，从而将辉煌的传统艺术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时代精神相结合，为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找到了新的存在形式，为开拓出20世纪书法复兴的新纪元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