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副，兼具读者、作者、与编者三合一身分的人并不多，我则忝列其一。我到台湾所写的第一篇文字「苏花道上」，便在1951年的中副发表，奠定前以后投稿的兴趣。52年，我自美国受训归来，当时〈中央日报〉有「军事周刊」，我便写了些军事专业的文字去，记得第一篇为「VT（近发）信管」，居然图文整版刊出，使我万分雀跃。到后来才知道，「军事周刊」的主编「老兵」就是孙如陵先生。我们神交虽早，直到20多年后，我在中央日报工作，先在编译组，继调资料组，再调主笔室，因为中副赵滋蕃先生赴东海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的社长姚朋兄，便派我到一墙之隔的副刊室「行走」，这才对孙公──同仁如陵先生的尊称──有了深刻的认识。

他秉中副编政，是中副红红火火的一段时期。他用稿明快，投稿的人只要10天之内没接到退稿，就表示不久即会刊载了，百试不爽。中副发稿费更是痛快，文字刊出，一周之内稿费通知单就来了；那张红色字体的单字，有即期支票的效力，外县市可以直接到中央日报办事处凭条领款，这一方式行之有年，所以文友都以稿件能上中副为「快」事。只是到了后来，徐立德担任财政部长，规定稿费年入18万元以上，要缴所得稿，煮字疗飢的寒酸文人，那时──乃至现在，有几个人能上那种高档？但是，稿费要经会计这一道手续，中副直拨作者稿费单便成绝响了。

孙公带人自有一套，他对编辑十分信任、授权。他声明凡他的信，都可以拆；他的抽屉都可以开，取稿用稿绝对透明化，即使知名作家，文字不好，尽可退稿。这一来，我们做了中副编辑，反而不敢写稿自投了。他时常自夸：我手下的人个个都是大将，可以独当一面。这种夸奖，使得做编辑的人人小心翼翼，怕让他看走了眼。现在，在中副做过的周伯乃、蔡文怡与郭瑶芝等人，果然都是方面之才，崭露头角，没让他失望。

孙公对同仁的工作要求素向不严，有时，在办公室讲一些外界的笑话，引起满室捧腹大笑，他却能拈花倚几，不动声色。有几次晚上下班后，他带领我们到仁爱路的小巷牛肉面店吃红烧牛肉面，由他自掏腰包埋单，以示对我们工作辛劳的满意。

我们先后离开了「中副」及「中央日报」，但仍以身为「老中副」，受过孙公的调教为荣，三不五时便聚首聊聊，听听他爽朗的笑声和劲捷的指示。95年春，我梅开二度，在台北欢宴亲友，便请他担任证婚人，他欣然答应，对我的选择多所嘉勉，至今念念难忘。去年12月13日，我们到中央新村二路孙公住宅拜访，主要为小说大家墨人兄加入笔会，请他签名。那天阳光朗朗，他从病榻上起身，慎重其事地由我们搀扶到客厅书桌，头巍巍地签上了名，字迹却很稳重，那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签名吧，至今思及尤觉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