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先生翻译之重要外文书籍甚多，为日本宪法、俄国革命、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俄国财政制度、美国制度概要等数十种。先生之翻译工作，得到了不少报酬，解决了自己的生活，同时又捐助了部分之革命经费。而外文之专长，亦使先生在工作方便不少，如一九零七年秋为了中韩边境之间岛问题，中日情势紧张。先生基于爱国热忱，广搜资料，从国际法之观点，旁征博引，写成六万字「间岛问题」一书，证明间岛是中国之领土。清廷持此书与日本交涉，始获得合理之解决，消除了中日兵戎相见之危机，先生之大名亦因此传遍中外。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年）三月清廷勾结日本政府，严查革命同志，限制反清活动，孙中山先生被迫离日。先生远赴东北联络各地「马夫」，多次演讲，晓以民族大义，灌输革命思想，并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东北革命指挥中心，期能鼓起东北革命之风潮，后因追捕之风声日紧，先生脱险回到东京。此时因革命工作遭受连串之打击，不少同志士气低落，唯先生深信革命必将成功，热忱不减，意志坚定。
先生于宣统二年（一九一○年）自日返国，抵达上海，于右任礼聘为「民立报」主笔。在近代政治活动中，媒体为重要之利器，在当时，报纸尤然。盖其传递迅速普遍，以之宣播政见，表达舆论，融朝野上下之意象，通内国外邦之声气，收效迅速，影响深远。故欧美日等先进诸国政府及政党，皆各拥有国报党报，为其喉舌。「民立报」为右老创办以宣传排满革命为主旨，聘先生为主笔，以先生之文才学识，无异又开辟了革命之另一战场，与右老彼此相得益彰。自此先生即以「渔父」或「桃源渔父」为笔名为文撰稿，评论政治外交，分析国际形势，启迪民智，倡导革命，鼓动风潮，文笔雄浑，才华横溢，煌煌大论，每日数千言，众人争相阅读，先生大展长才。
先生撰文「论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宪政梦可醒矣！」、「日本内阁更迭感言」、「英国之国会革命」等文，其目的主在揭发清廷以立宪为名，行专制之实，尤其清廷颁布之宪法纲要，几大半抄自日本。而日本政治始终仍在藩阀控制之下，内阁改组亦是官僚私相授受，根本无民意可言。而英国则是君主立宪之母国，英国之国会制度已趋民主，亦近完善，才是真正代表国民公意。不以英国为典范，却学日本，清廷毫无改革诚意，根本就是在欺骗人民。呼吁同胞，应认清真相，群起反对。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二月，为中俄边界问题，俄向清廷蛮横提出多项无理要求：（一）俄人可以在蒙古自由贸易，保有治外法权。（二）在松花江设税关。（三）在蒙古、新疆各处设领事。（四）俄国领事与中国地方官员会审。（五）俄人可以自由在蒙古购地造屋等等，甚至扬言，如不接受，不惜宣战。先生撰文「二百年之俄患篇」、「蒙古之祸源篇」、「承化寺说」、「讨俄横议」，对俄之要求，逐项加以分析，揭露了俄国企图在北满、蒙古、新疆扩张政治与经济势力之野心，先生认为日俄战争后，俄国国力空虚，所谓宣战，亦只是虚张声势，甚盼政府立场坚定，不能为其恫吓之伎俩所惑。
对中日问题，因先生曾留学日本，且久居该国，接触广泛，故了解更深。先生撰文多篇，如「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日本之密窥蒙古」、「论南满铁路属地行政权混杂之害」、「东三省之借款问题」、「后四国之纷议」、「极东政策之改变」、「今日中国之命运」、「政府借日债款十兆圆论」等。先生开门见山的明白指出，日本对中国之伪善与阴谋，日本对中国素有领土野心，是中国过去与将来的大患之敌。甚至指出美国对中国无领土野心，但美日经济利益冲突，不久将来，定会爆发战争。真是料事如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展开了日本公然侵华的序幕；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日战争爆发。先生之预言，果然一一灵验，足证先生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对世事之体认深入，观察入微。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纷纷响应，次年，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唯不幸，满清余孽袁世凯，拥兵自重，阴谋不轨，国政难以推行，于是国父中山先生以国家大局为重，礼让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先生对袁素无好感，曾说：「其人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先生默察时势所趋，苦思对策，认为用责任内阁，可以防止袁出任临时大总统之流弊。因此先生坚决主张「内阁制」。
所谓内阁政府（Calinet Goverment）是政府体制的一种，其特征是政府内部有一内阁，并由内阁集体决定政策，再送达国会。内阁集体向国会负政策制定的责任，内阁并透过指挥与协调行政部门，而执行政策并负责任。此种体制内阁必须获得国会多数人支持，政策方能通过。所以内阁制也因此将国家元首与政府领袖职权分开。内阁总理（现今之行政院长）并非总统之幕僚。先生博览群籍，钻研各国政治制度，优劣得失，了然于心，所以坚持此一政府体制，以制袁贼。﹝未完待续﹞（来源：《湖南文献》季刊 2013年第一期）